決絕的抉擇(上)

  • 播出時間: 2020-12-04
美麗島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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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激流急轉直下,沖刷的力量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失了魂魄那樣,生命頓然變成了漂流物,無盡無止地湧向不知方向的下游,一切都無可救贖,也都無可挽回。冀望了將近十年的民主運動,還在含苞狀態,更立即被折斷。時間從來是不容回首,任何夢想也全然不能預約。曾經有過的許諾,如果不是早夭,便是遲到,夾在中間的魂魄,幾乎追尋不到任何歸宿。那段時期的精神狀態,似乎是在真空裡浮游,完全沒有重力,簡直不知何去何從。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再來便是要用民事還是軍法審判。因為是戒嚴時期,所以一定是用軍法審判。而且這些美麗島人士也都被羈押在軍法看守所,也就是現在的「景美人權園區」。整個社會的氣氛也非常低迷,當時並不知道1980年會如何讓台灣的歷史展開。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背叛年代的開始,我不只背叛的青春、也背叛了黨國;背叛了我的知識、也背叛了我年少時期的理想。那是一個複雜的年代,而在那樣複雜的年代,也只能寄望美麗島大審是否能有一絲期望。當時警備總部已經宣佈將在1980年4月進行美麗島大審,我們都在等待那個時間的到來。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的家在警察監視下,居然讓凶手潛入,林義雄的母親被殺17刀,躺在地下室,兩位雙胞胎女兒也被殺,大女兒奐均則身中多刀,趴在樓梯口。如果不是當時林義雄的秘書田秋瑾去探望他們時發現,說不定林奐均也會因為失血過多而無法挽救。為什麼凶手可以從容進入及離去,令每個人都很懷疑且無法理解,後來也有各種傳言,聽說林義雄恐怕是美麗島被捕者當中,抗拒最強的。且從前他擔任省議員時,曾經說過:「真正的叛亂的團體是國民黨,國民黨才是最大的叛亂團體。」這句話得罪了層峰。

        林義雄之前受美國國會邀請參觀美國的民主,經過西雅圖時,曾與我們這些留學生一起討論未來台灣民主的前途是什麼。我一直覺得林義雄是非常和平且說話謙虛的一個人,我們提出的問題他都會回答,所以當聽到林家血案時,真不知該怎麼辦。我記得那天西雅圖還在下雪,我從歷史系的辦公室出來,突然有一位同學過來告訴我,林義雄家發生血案,母親及雙胞胎女兒都被殺死時,不知道是天氣太冷、還是事件的衝擊太大,我的雙腿一直顫抖,無法站立,只好蹲在牆角。那一幕我直到現在還無法忘記,因為大雪就從走廊外不斷吹進來,撲在我的身上,我也不知道寒冷,只是一直蹲縮在牆角。因為我不相信人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發生在這個時代,更是發生在2月28日。

        1980年2月28日我寫過一篇文章,1947年228事件,也就是我出生那年就發生這麼殘酷的屠殺事件。1972年的2月28日,尼克森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1980年2月28日,第三個228是林宅血案,每一次的事件都關係到我個人的命運,所以我非常難忘那一幕。我後來是怎麼消化這個事件,又是如何站起來回到家裡,記憶裡是一片空白。

        2月21日報紙上公布了美麗島事件的起訴書,說他們是叛亂團體,叛亂證據是木棍118支、竹棍22支、火把43支、破裂火把六捆、鋼筋四支、柴油一桶、點火用草紙一綑。這樣的證據叫做叛亂證據,這個叛亂組織也太差勁了,這麼簡單的武器,幾支火把就可以叛亂了。也就是因為公布了這樣的證據,所有國際媒體開始批評當時的國民政府,要求公開審判。尤其海外作家陳若曦也帶著海外教授、學者的共同簽名書,親自去見蔣經國,指這樣的重大事件,即使是軍事法庭也必須公開,且逐字逐句刊登出來。這當然不會是陳若曦的意思,我相信背後一定有美國國務院對國民黨施壓。

        審判的過程後來都在報紙上刊登了,現在回頭來看那段時間,才知道我們這群戰後世代,不管是在島內還是海外,幾乎都是在讀了美麗島公開審判的那些文字記錄後,開始政治覺醒。原來我們寄望的和平改革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美麗島大審把和平改革的希望切斷了。我們開始每天讀報,不管是《聯合報》也好、《中央日報》也好,每字每句都仔細閱讀,看到他們說的話,也幾乎要掉下眼淚。尤其姚嘉文在法庭答覆「你們去那裡?你們到底要去那裡?」時,用拉丁話回答:「我們要去美麗島,我們就是要去美麗島。」這段話感動了非常多人。審判的內容不只用中文發表,我記得《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都有翻譯成英文,《西雅圖時報》也節錄部分內容刊載在英文報紙上。

        當我們這個世代都覺醒後,台灣歷史就不一樣了。對於我這個世代的人,讀著黨外雜誌,包括:《八十年代》、《夏潮》等,都不足以感動我們,真正感動我們的是美麗島的審判文。結果判決下來,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其他人都是12年有期徒刑。這當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劇本,而這樣的劇本是為了挽回國民黨逐漸失去的聲望。在審判結束後,我個人的歷史才要開始。也就是八O年以後,我在海外漂泊,最後終於投入政治的浪潮,完全是美麗島事件幫我決定。我的前生、後世,就是那麼整齊地在1980年一刀切下。

我不能忘記我的1980年代,我在那個時代開始想到一定要參加革命,而這種革命就是海外政治運動。革命如果是政治,那麼詩就是文學,我必須要在革命與詩之間做個抉擇。而這樣的抉擇,終於決定了我後半生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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