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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不就看幾本書而已嗎?」——《返校:語言消失之日》在日本上演

  • 時間:2021-08-09 15:0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不就看幾本書而已嗎?」——《返校:語言消失之日》在日本上演
《返校》是一部台灣校園懸疑歷史驚悚片,2019年在台上映,七月底在日本上映。 (圖:中央社)

語言消失之日

台灣校園懸疑驚悚歷史電影《返校》自七月底開始在日本各地電影院開始上演。日語譯名《返校—語言消失之日》,畫龍點睛地講述白色恐怖時期的1962年一所名叫「翠華」的高中,八名師生因秘密組織讀書會而被獨裁國家暴力所虐殺的故事的要點:專制控制了讀書,控制了語言,就控制了民眾的思想,語言消失之日,思想禁錮之時。

高三學生方芮欣與傾慕她的學弟魏仲廷為故事引導人,兩人在暴風雨中的校園相遇,大水阻擋了回家的路。方芮欣手捧一根紅蠟燭在校園內尋找,冥冥之中仿佛聽到她所愛的美術老師張老師來自天上的聲音。

張老師與音樂老師殷老師帶領嚮往自由的學生,在學校儲藏室閱讀與傳抄被嚴禁封殺的讀物--泰戈爾的詩、由魯迅翻譯的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山川壯麗,物產興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

激昂的國歌聲中的升旗儀式。

讀書會的黃老師因私藏禁書被憲兵當眾抓走。「國家殺人了」,黃老師血淋淋的聲音,被拳打腳踢與黑頭套裹挾而去。

方芮欣的母親向憲兵隊告密了家暴的丈夫,「要是他不在就好了」。方芮欣向白教官告密了殷老師—她初戀的假想敵,「要是她不在就好了」。但因此讀書會的師生被拘捕、槍決。方芮欣沒想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自私行為會造成多人喪命黃泉。她所愛慕的張老師给她在一本書裡留下一張紙條:「白鹿予水仙:此生無緣,來世再見。致自由。」多年後唯一的倖存者魏仲廷返校,交給方芮欣的亡靈。


《返校》電影劇照。(圖片來源:金馬執委會)

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煽動思想,從嚴處置
顛覆國家,唯一死刑

《返校》中滲透到學校的全方位黨國組織以及墻壁上朗朗上口的四字熟語宣傳標語,令人人自危,邀告密之功。

因讀書與文字而戮尸梟首,非國民黨的首創,乃古已有之。有詩人龔自珍的《詠史》為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2021年的《新文學史料》第二期上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共地下讀書會對左翼文學經典化的促進:以<子夜>為案例》,開篇便指出,在國際共運史上,「地下讀書會」可追溯到早期蘇俄組織工作的經驗。列寧的這套經驗被中共移植過來。國民革命失敗之後,中共在進步青年群體中秘密組織讀書會,教育與動員青年傾向中共革命。」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認為民主化之前的國民黨具有列寧主義政黨的特徵,稱之為「疑似列寧式的政黨」,因此,蔣介石深知讀書會對左翼青年的影響,密佈文字電網,風吹草動,挾嫌誣陷,取締「翠華中學」的秘密讀書會,當然毫不手軟。

而一根藤上結的另一個瓜—共產黨,正是依靠星羅棋布的地下讀書會作掩護,壯大了組織,當然對任何試圖採用同樣方式的反抗,在檢舉與鎮壓方面,更是驢火純青,登峰造極。

與《返校》同一時期的大陸,紅色恐怖已經深入古代皇權力所不及的「化外之地」、「蠻荒之土」。專制者利用虛幻的政治理想與洗腦教育煽動民眾告密,蠱惑人們心中的魔鬼跳出來,成為集權體制下自覺與不自覺的幫凶。

「顛覆國家,唯一死刑」只是置換成各個時期的政治口號,一旦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罪」,那麼死路一條,甚至株連家人。

1949年秋至改革開放時期,為扼殺通向自由公民之路,禁止民間獨立書店,全國只有一家由中宣部管控下的連鎖書店—新華書店。新華書店裡書很單一,只有少量的幾本馬恩列毛的著作和魯迅的書---此時與台灣相反,魯迅被毛澤東捧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對出版、印刷的控制更是滴水不漏:白紙、油墨、蠟紙、滾筒、謄寫鋼板、謄寫筆都由國家統一編號、統一定量供應。整個國家都變成「我們都是木頭人,不會說話不會笑」的被操縱的木偶。

正如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裡主人公溫斯頓在日記裡寫的:「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此時因言獲罪、因書獲罪、因讀書會獲罪,更是枚不勝舉。學者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以及各種在只能在港台出版的書籍和私家版記載了讀書罪案例。

1960年,幾位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僅僅自印一份油印刊物《星火》,被人檢舉,這樁「反革命集團案」,牽連四十多人被捕,林昭、張春元、杜映華三人先後遭槍決,被判刑者達二十多人。

196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等幾位熱愛文學的同學組織一個文學沙龍,取名「X詩社」,「X」表示探索未知世界,也表示思考的十字街頭。他們研究的問題包括大躍進是失敗還是成功?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何謂權威?何謂臣服?他們的通信和油印刊物被人告發,成員全數被捕。使得當時另外一個詩歌沙龍「太陽縱隊」的張郎郎等人如驚弓之鳥,連忙化整為零。但在文革中,郭世英被造反派揪出來,他的父親、共產黨的文化高官郭沫若沒有救他。

郭世英在輪番批鬥受盡凌辱後,反綁著的他從三樓的窗口「飛」了出來,肝腦塗地。張郎郎被判死緩,1968年與遇羅克一起被關進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同一間牢房。遇羅克於1970年被槍決,張郎郎於1977年被假釋回家。

1969年11月,在寧夏,十三名青年成立了一個自學小組,他們大學畢業,有的高中剛畢業,或被分配在城市工作,或被下農村插隊,這十三名青年中,最大的二十六歲,最小的二十一歲。這些青年的共同特點是:具有獨立的思想--在苦悶中思考與探索自己以及現實的出路。由於他們分散在寧夏的各地,有的甚至遠在湖南省,為了便於交流學習心得,互相傳閱讀書體會,1969年國慶前夕,青年們在銀川創辦了一份油印刊物,命名為《學刊》。這個自學小組模仿毛澤東青年時代成立的自學組織「湖南自修大學」,取名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制定「共大守則」。「以刊物為中心,通過自修與交流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學習」,目標是「探索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誓為世界上大多數人謀利益」。

青年們閱讀盡可能找到的馬列經典原著以及中外歷史名作,在《學刊》上刊登讀書筆記以及農村調查報告,批評專制主義採取恐怖的手段鉗制思想與自由,以達到愚民與奴化的目的。這個秘密讀書活動存在了兩年,「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立後還持續了三個月。1970年讀書會被偵破,成員先後被捕。這個「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策略、有言論、有行動」的「現反集團」中三人被槍斃,其餘成員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有的自殺或出獄後不久病死。

然而在思想的高壓鍋裡,還是有很多青年不甘被悶死、蒸死,鋌而走險。加之無論是城市青年,還是下放農村的青年們都厭倦了無止境的政治鬥爭。文革後期,僅供黨內高幹閱讀或作為批判的「灰皮書」以及必須通過特殊渠道才能購買到的「黃皮書」開始在青年讀書圈內流行,並且以很快的速度傳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三大著作很受歡迎。康德提到的人類理性的三個永久性的問題: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希望什麼?正是青年的興趣與思索的集中所在。

此外,浪漫主義詩人海涅的《美麗的五月》、俄羅斯文學中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以及《托洛茨基自傳》、《聯共布黨史》、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破四舊」中僅存的中外古典文學名著,如《紅樓夢》。還有,從廢品收購站找到的被抄家的舊書,對讀書青年來說,也是從蒙昧到啟蒙的一扇窗口。

筆者做地下詩壇以及「詩獸」黃翔的詩歌研究時,看到了文革時期貴州、四川等地民間還形成的「文學沙龍」,「思想沙龍」的油印刊物。

被打成「狗崽子」的黃翔最初的文學啟蒙來自曾留學早稻田大學,後來被槍殺的國民黨高官父親留在閣樓裡的書籍。

文革時期,青年黃翔與文學愛好者躲在貴陽被廢棄的天主教堂裡成立地下讀書小組。正是讀書使黄翔在全國一片紅的偶像崇拜時能獨立思考:

「為什麼一個人能夠駕馭千萬人的意志?為什麼一個人能夠支配普遍的死亡?」。

也正是秘密讀書的啟蒙,使得這個「飛鳥不通」的偏僻的貴州,文革後殺出一群野性青年上京,跑到天安門廣場宣告成立「中國啟蒙社」,在西單民主墻張貼《火神交響曲》,散發油印刊物《啟蒙》。

黃翔流亡美國前,因詩歌曾六次坐牢,先後加起來長達十二年,

拙著日文版《黃翔の詩と詩想:狂飲すれど酔わぬ野獣のすがた》思潮社、2003年

此外,文革期間出現了多本手抄本小說。如《九級浪》、《逃亡》等作品,都背棄了「高大全」與「偉光正」的社會主義現實文學標準,這些秘密讀書與傳抄活動,啟蒙一代思考的青年對人性、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追求,成為文革後新時期文學思潮與思想運動、民主運動的土壤。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恐懼將植入幾代人的記憶

電影《返校》中有許多經典台詞:「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嗎?」;「只要是我們還活著,就有很多事是可以去期待的」;「要有人活着,記得這段歷史」;其中「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殷老師的冤魂拷問方芮欣的這句,再次提醒活下來的人們,消滅人的肉體遠比消滅人的記憶容易得多,而「想起來」,是一件無比痛苦的事。

二戰後,一位名叫名叫威廉·尼德蘭的精神研究者,對集中營倖存者進行診斷和治療後,發表了其研究結果--「倖存者綜合症」。大多數的倖存者有孤獨症、臆想症、疲勞症、過分焦慮,心理失調等精神疾病。這些症狀影響他們教育下一代。倖存者對世界不信任,願意選擇遺忘、埋葬,秘而不宣。他們將傷痕累累的心靈包裝起來,假裝「正常」地融於社會,假裝「健康」地生活。

東德共產黨倒台十幾年後的2000年,曾擔任過東德文化部长的貝克爾生前的詩《燙傷過的孩子》得以發表:「那斷過脊梁的人,用不著叫他站直,他站不直,就算折斷脊梁的危險,已經過去,就算那折斷了的脊梁,已經愈合,斷過脊梁的記憶,仍令他恐懼。」

而這種危險與恐懼的記憶會植入下一代甚至好幾代的血脈中。

美國的科研已研究出生物遺傳信息被儲存在DNA中由父母遺傳給孩子。這個具體的實驗通過電擊雄性老鼠的腳,一邊讓它聞櫻花的味道。訓練老鼠對這種味道的恐懼感。這種雄老鼠與雌老鼠交配後生出來的老鼠崽,對其它味道都不害怕,只有在聞到爸爸老鼠感到恐懼的櫻花味道時,老鼠崽才表現出強烈的恐懼感。而且孫子老鼠一代也同樣對櫻花味道本能地恐懼。

沒有經歷過恐懼時代的人們也不願意聽倖存者傾訴。他們不相信曾發生過的事。。「死尸似的臉上整日沒有笑容」的「嘮叨的祥林嫂」,已經成了「自由,如此輕盈」社會中的人們的笑柄與挖苦的代名詞。

方芮欣從夢魘中一點一點記憶起自己的罪孽,銘心刻骨的內疚折磨著她。她在掛著孫文肖像的大禮堂,將自己的頭顱套進繩索,然後踢開了椅子,以十八歲的生命為自己的負罪「捐了門檻」。

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的本質基本一致。在台灣,當年製造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時期的執政黨已经實現政權更替,倖存者在逐漸重建自尊,對任何妄圖修改這段歷史的風吹草動具有高度的敏感,他们承續著歷史,傳播著歷史。

而研究紅色恐怖,在大陸仍是禁區。描述與見證這段歷史只能小心翼翼地避過無處不在的地雷。近年老紅衛兵的道歉,當年揭發母親的「反動言論」,致使母親第二天就被槍決的红色少年「如今老了,每晚都在做噩夢」,由獸性回歸人性的懺悔在網上被刷屏。

當年艾希曼被引渡回以色列後,為什麼沒有立即處刑而進行長時間的審判呢,除了走法律程序之外,更是 為遭遇大屠殺的猶太人為質問世界,六百萬人猶太人被屠殺的時候,你們在幹什麼?

同樣猶太人對柏林墻的倒塌、兩德的統一,也沒有那麼歡欣鼓舞,他們對任何自由的承諾,也不會輕易相信。

猶太人通過見證文學、口述歷史、文獻紀錄片、劇情電影、博物館、民間基金會、藝術雕塑、眾多的演講,以及天涯海角捉拿劊子手永不逾期等方式喚起人們的記憶,也告訴子孫後代民族慘痛的教訓,對他們唯一可以信賴的安全的庇護所-以色列的獨立自存,尤為珍惜。

日本觀眾的留言

東京奧運期間,大阪站十一樓的電影院竟席無虛坐。《返校》上演只有幾天,我看到網上日本觀眾的留言:

1:以前看過《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次《返校:語言消失之日》,我學到了台灣負的歷史。而且以超現實的懸疑驚悚的表現手法,不板臉講述悲情歷史,顯示台灣藝術的多樣化,使我思考日本今天是否存在表現的不自由?

2:日本也有過黑暗時代,在戰爭期間。

3:這部電影不是「返校」,而是「返時」,返回過去,思考現在與未來。

4:比幽靈更可怕的是人心。

5:師徒之戀的部分,對於喜歡少女漫畫的日本人,真是太好了。

6:學校場景以及怪談的部分,想起Silent Hill《沉默山丘》。台灣的夢遊女生,真美。

7:當得橫溝正史獎。

8:香港《蘋果日報》被關閉,公共圖書館多本圖書因可能違反國安法下架,兒童繪本被指控為向兒童灌輸對政府的仇恨。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被拘。這難道不是《返校》的正在進行式嗎?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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