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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兩本時代的見證——《最後的雄鷹》與《小小的抵抗》

  • 時間:2021-07-28 15:2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兩本時代的見證——《最後的雄鷹》與《小小的抵抗》
圖片翻拍《最後的雄鷹》(本文作者提供)

《最後的雄鷹:一位台籍日軍飛行員的戰時日記》的作者是台中大甲出身的鄭連德(1926-)牧師。

鄭連德於1940年進入臺北國民中學,1942年改名為「賀川英彥(Kagawa Hidehiko)」,並參加學校的劍道部與文藝部。鄭連德小學六年,「從頭到尾說的都是日語」,因而奠定了紮實的日文基礎。戰時日記全部由日文寫成,字跡工整,以「日出火子(Hidehiko)叢書」為名整理,「日出火子(Hidehiko)」源於「賀川英彥(Kagawa Hidehiko)」之「英彥(Hidehiko)」同樣的發音。

鄭連德出生於基督家庭。戰爭時期,台灣成立日本基督教團,但是基督教很受排斥。西方傳教士被迫回國後,為了使教會醫院不落在日本人手裡,鄭連德的父親曾做過基督長老教會Mackay Memorial Hospital理事長兼院長。

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珍珠港後,大政翼贊會立即發表宣傳口號,宣稱「米(美)英是我們的敵人」,1942年《朝日新聞》也發表文章,宣稱「脫離鬼畜米國的殘虐與壓迫下可憎的枷鎖」。因此日治時期的台灣灌輸「鬼畜米英」,仇恨英美的思想,與基督教理念根本矛盾。可知基督教在空間上日益逼仄,基督徒內心的苦悶與艱難。


(網路圖片/本文作者提供)

1943年以後,日本連連敗戰,東京大空襲,沖繩戰役慘烈,兵民死傷眾多。1944年3月學期末,全校三百名學生都參加陸軍飛行兵特別幹部候補生考試,鄭連德在這次徵兵檢查中,全部科目以第一名的「甲」種合格。

本書中記錄了這麼一段:

「回來時我爸很不高興,他說為什麼不說眼睛看不到等問題呢?我的回答是,還有接下來的考試,到時我再來隨便寫好了。結果我們四個人是免試的,可以直接入學了。父親後來也寫詩給我鼓勵」。

本書的編校、釋文者黃彥傑是一位很細心的研究者,從高中時代看到鄭連德的這份珍貴記錄的開始,掃描存本。留心台灣人親身體驗的戰爭時期的日記。這本厚達五百多頁的鴻篇日記,歸功於他用心的整理。黃彥傑也問過鄭連德牧師這個問題:為什麼作為基督徒,卻仍然選擇「從軍」?

「學校將全校學生加入特別幹部候補生的篩選中,而我所有的條件都達到了標準,因此中選了幹部候補生。走上這條『送死之路』也挨了父親的責罵,為什麼不選擇說謊呢,故意假裝視力檢查上看不清呢?」

『因為我們信了主,因此不能騙神』。 鄭連德回答。

當新兵奔赴日本本土時,他才十九歲。

戰爭結束後,鄭連德與彭明敏搭乘同一艘輪船回台灣。

留學東京帝大的彭明敏沒有志願服兵役,而是留在東京繼續求學。但戰爭時期,物質匱乏,生活暗淡,彭明敏去投奔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後主持縣立診所的大哥,途中乘坐的輪船遭到美軍空襲轟炸,失去了左臂。鄭連德看到彭明敏左袖管空空的,隨風飄蕩,而自己生命的軀體還完整無缺。

《最後的雄鷹》由《日出火子叢書》第四號、第六號、第八號、第十號構成。其中第六號篇幅最多。主要記錄鄭連德自1945年2月1日起在奈良陸軍航空整備學校到1945年10月的軍營生活。每天的最新戰況,國際局勢,特攻隊作戰記錄以及戰爭的殘酷,軍隊可怕的生活。

比如:「在起床的號角聲中一躍而起,痛苦悲傷啊。不趕快到兵營的話,班長的眼神會火光四射」,「英雄身故,窗邊春日寂寂。槍林彈雨中,英雄笑著辭世。」「我再也不會回到台灣了,但是,台灣啊!要平安!就算面對美英的慘烈攻擊也不要感到挫敗,奮鬥吧,我在遠方祈禱」。(黃彥傑譯)

第八號中收有作者的俳句、短歌、川柳、散文詩,可見作者的文藝修養很高。

台灣出征者留下完整而詳細的戰爭日記不多,即便有,也因為「戰後怕中國政府的清算而燒掉了」,接下來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台灣遭到兩大國家暴力,倖存的鄭連德的《日出火子》能夠保存歷史見證,不僅是研究台灣與二戰的珍貴資料,而且記錄了青年時期的鄭連德與日本基督徒交流通信,也是研究戰爭時期基督教交流史的第一手資料。

本書最後附錄《鄭連德的重要經歷》中有這麼一句話:「1960年,賀川豐彥牧師過世,最初因賀川豐彥的感召下而改名」。

賀川豐彥(1888-1960)是日本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是基督教社運活動家、佈道家,還是作家,學者、和平主義者。二戰期間,他因反戰而幾度遭到軍方的逮捕。生前多次到中國演講,對日本發動的戰爭行為,表示「非常難過、懺悔,懇求謝罪」。但近來研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賀川豐彥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有很大的改變。他不能看到邱吉爾與羅斯福聯手毀掉他熱愛的日本。「下定決心,即使別的日本人都死去,只要我活著,就要繼續保衛日本,讓獨立與自由不會從東方消失」。

從1944年到1945年,賀川豐彥受日本基督教團東亞局的派遣,作為「宗教使節」訪問中國。但這次訪問,成為賀川豐彥在戰後遭到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公職追放」,以及諾貝爾和平獎落選的首要原因,理由是宣揚大東亞戰爭。

戰爭時期,基督徒們所行走的複雜而艱難的心路歷程,非小文所能闡述。筆者關注的是鄭連德,也就是賀川英彥如何受到賀川豐彥的感召,如何走過戰爭以及戰後的歷史,因此,接下來的第一件事是找鄭連德《人生二十》以及其他台灣兵記錄的戰爭歷史。

《短歌集:小小的抵抗—拒絕殺戮的日本兵》

無論哪種理由,都不能

在演習中刺殺尚未判罪的俘虜

活下去,不成為野獸,

活著回去,告知世人,殘酷的事實。


渡部良三《短歌集:小小的抵抗—拒絕殺戮的日本兵》(網路圖片)

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小林一美老教授郵寄來的一口袋本書—《短歌集:小小的抵抗—拒絕殺戮的日本兵》中的一首短歌。

這本書作者是山形縣出身的渡部良三(1922-)。1992年出版私家版後,2011年由岩波書店出版後,已經四刷。

 1943年,中央大學經濟學部三年級的學生渡部良三參加了在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舉辦的「出陣學徒壯行會」。接著,徵兵檢查全部合格。1944年春遠赴中國戰場,他所在的部隊駐紮於河北省深縣東巍橋鎮。作為新兵壯膽訓練的重要一課是用步槍刺刀刺殺「八路俘虜」的「刺突訓練」。

而新兵的渡部良三卻「敵前抗命」,拒絕參加刺殺俘虜。二十二歲的新兵良三記錄了膽敢違抗命令的矛盾而痛苦的心路。

良三不是一位反體制者,也從來沒有想過那種可怕的事;也不是一位反戰者,否則,他不會主動去應征「學徒出陣」;當他聽到不是去刺殺草人,而是未經判決的俘虜,他也沒去多想《國際法》中關於俘虜的處置問題,新兵只有通過刺殺真人訓練才能完全成為「天皇的士兵」。

良三心裡萬般糾葛,直到隊長遞給他刺刀,他還在想出征前父親跟他的談話,「當你為自己做不了判斷而苦惱時,不要粉飾自己的內心,只要禱告,用你自己的話,哪怕是最笨拙的話,神一定會聽到你的聲音。」

輪到良三,他坦白自己是一個基督徒,直接刺殺俘虜,他下不了手。

「你這個傢伙為你的信仰,不殺八路嗎?」

長官表情嚴厲,眼球都要蹦出來,恨不得咬一口這個不爭氣的新兵。

「是的」。良三回答。

無疑,良三遭受了一頓胖揍。在新兵記錄中被貼了一張紅條子:「要注意的人物」。直到終戰,他還是一個最下級的陸軍二等兵,他終生為自己未能在軍隊裡升職而舒坦。

《短歌集:小小的抵抗》包括戰地記錄的700首以及「學徒出陣」前以及終戰,回國後寫的短歌,一共924首。

戰後,良三從上海碼頭乘坐美軍船隻回國時被告知「不允許攜帶照片,日記以及所有的記錄」,良三便將這些短歌縫進軍衣內口袋,避免了被沒收的危險。戰後幾十年,良三一直緘口不言,直到從國家公務員的職位上退休後才整理出來。

短歌集大致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從《虐殺俘虜》到《湖水作戰》,開篇描寫從殺人演習的緊張畫面。集中於拒絕虐殺俘虜,自己受到的軍隊的暴力,以及《拷問女密探》,《盡滅掃討作戰》等嚴酷的於戰地經驗,後半部《動員開始》到《極東國際軍事審判開始》,以戰前學徒出陣總動員到戰地體驗、戰敗、退伍,以及戰後的戰爭責任的反思為題材,每個記憶的烙印,都是他的人生之路。

良三的父親渡部彌一郎是一位無教會主義基督徒。眾所周知,無教會主義創始人內村鑒三在日俄戰爭前夕主張絕對「非戰論」,反對戰爭的暴力與非人道的本質,被視為日本和平主義的典範。1924年內村即召喚的青年弟子們進入連歐美的傳教士都尚未涉足過的山形縣小國地區以及岩手縣的山村傳教。

東京帝大學生政池仁等人響應內村的召喚,每年都深入小國地區傳教。「滿洲事變」時, 政池已是靜岡高等學校化學教授,但他在課堂上宣傳和平思想。辭職後不遺餘力倡導「非戰論」。

另一位內山的弟子,東京帝大物理學部助手鈴木弼美更是辭職開設「基督教獨立學校」。

彌一郎為到小國傳教的先驅們提供住宿,自家成為與傳統的村落共同體不同的生活世界,比如與佃農同吃一鍋飯,支援家人嫁給當時受歧視的朝鮮人。

政池於1932年出版《基督教和平論》,提出「反戰論」與「非戰論」的區別:「反戰論」反對一切戰爭,視國家的戰爭為邪惡。而「非戰論」則重視國法,即便與自己的主張相反,但也服從國家的命令。如果接到出征的命令,那麼率先出征,比他人更忠實執行長官的命令。單單從服從國家的命令從軍這一側面來看,  似乎是一種消極的主張,但非戰論者,在困難的情況下仍然遵循《聖經》教導的「不可殺人」這條誡命。

但官憲仍認為《基督教和平論》「貫穿反軍反戰思想」,宣揚「日本是侵略國家」。因此本書遭到「發禁處分」。

鈴木也主張服從徵兵令是作為日本人的「義務」,但「不可殺人」這一「神賦予的法令」為更高的層次。鈴木本人也作為陸軍的技術將校服兵役。

鈴木在退伍之後,仍被官憲作為有「反戰厭戰言行的人物」遭到監控。「基於無教會主義教義的基督教理其不逞不穩,有違反治安維持法的嫌疑」,加上「反戰反時局的言辭」,鈴木與渡部彌一郎一同被捕。

在審訊中,對於「時下的戰爭是否是聖戰?」這一條,渡部彌一郎回答:「個人間因感情激烈而至誤傷或至死,根據國法都難免判大罪,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造成多人傷亡,殺戮人命,當然這是更大的罪惡」。

但實際上良三並非堅定的反戰者。他在是否刺殺俘虜時,有過疑慮,彷徨,怯懦。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他不敢清晰地表明「Yes」或「No」,他無法擺脫孕育自己成長的日本的精神風土,那就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特質。他也無法擺脫時代的風潮,他自己都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有膽堅守自己的意志。他只是記得父親的教誨,「神,一定會在你想躲避的時候為你準備好一切」。

本書出版後,良三實踐了自內村鑒三倡導以來,經政池仁、鈴木弼美、渡部彌一郎孕育與傳播的非戰論思想,受到很高的評價。但也存在異論。戰地的極限情況下,這種「英雄主義行為」是否值得讚賞,也有人質疑良三戰後到底做了中央官僚,吃國家公務員這碗飯,所以沉默;也有人懷疑是否真實;甚至有人認為一開始就應該「拒絕徵兵」,拒絕參加侵略戰爭。

本書的解說者今野日出晴認為,良三內心的猶豫與掙扎,到最後的拒絕刺殺俘虜的「決斷」,只是一個人在戰爭極限狀況下迫不得已的選擇。這種艱難的選擇,對良三個人來說,是一個「小小的抵抗」,而對於世人說,是一個希望。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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