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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劉水:父親的革命江湖(二)

  • 時間:2021-06-29 18:2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劉水:父親的革命江湖(二)
1958年—1959年,作者父親(前排左二)在甘肅財經學院(現蘭州財經大學)進修期間。

1944年,父親隨部東渡黃河,赴山西臨汾前線抗戰。此時,父親已隨部編入八路軍陜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三旅,賀龍兼任軍部司令員。這支部隊在抗戰軍史中不常見。頗能說明,國共兩軍誰是抗戰主力的史實。八路軍此舉是戰略警戒,以確保陜北延安根據地東翼安全,也不乏覬覦閻錫山地盤。在慘烈的臨汾城戰鬥中,父親腿部負傷。國共慘敗,八路軍退卻。

1947年底,父親再次隨部步行千里、渡過黃河,穿越甘、陜、晉三省,解放晉西重鎮臨汾城。父親再次負傷。當時,中共西北軍政大學(抗戰時期稱西北抗日軍政大學)設在臨汾附近,父親就此邊療傷邊識字脫盲。他們露天席地而坐,手拿小樹枝,在地上寫字識數。

1950年代,父親先後在西北軍區第一速成中學和甘肅財經學院(現蘭州財經大學)受訓,學習初級文化和財經知識。

在我童年記憶裡,父親是個有文化的人。家中有個暗紅色、鑲玻璃的雙門書架,高高矗立在一台實木三屜桌子上。書架裡擺放著用深色牛皮紙包皮的全套馬恩列毛全集、毛主席語錄、《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新華字典》、醫書《湯頭歌》、《解放戰爭回憶錄》、《解放蘭州》、《劉志丹》等一排小說。

即使在文革下放農村期間,父親靠86元月薪獨自養七口人家生活的情形下,還自費訂閱《解放軍報》。糧管所大辦公室報架上,錯落整齊地夾著《人民日報》、《甘肅日報》和《參考消息》。偶爾,我會發現《半月談》、《紅旗》和《黨的建設》等雜誌。不過,父親不輕易讓我進辦公室,怕影響他們工作。


1965年,全家合影。

白馬糧管所是戰備糧庫,應對戰爭和災荒。記得某年,甘肅遭災,糧管所水泥大院裡,高高堆放著從河南調運救災的紅薯乾麻袋。我帶著弟弟等夥伴,鑽進巨大的篷布,捉迷藏;或偷偷解開麻袋口,拿出硬邦邦的金黃色紅薯乾當零食吃。

父親在單位宿舍也有一個小書架,排滿政治類書籍。每本藏書書頁上,父親都留下劃線和心得。年代久遠字體很難辨認清楚。父親的藏書,我小時候大多看不懂,也不感興趣,亂翻一氣。只因為包裹結實的牛皮紙,讓我對知識分外敬畏。另外,還有兄長的一箱小人書畫本。這些都是我最早享有的課外讀物。父親寫的字獨成一格,我數次坐牢,獄警審查來信,皆因不認識父親寫的字,都例外交給我。


1970年代,下放農村期間,全家合影。

父親終生好學,記憶力極好。2016年8月,年屆92歲去世前一個月,還在寫日記。

在半文盲的國家鬧革命,這也是中共能夠採用膚淺口號成功動員社會的主要因素。只要給予社會底層百姓看得見的利益,他們就會踴躍參加和支持革命。但當奪得政權後,前三十年,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先是清算工農、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然後清洗軍政高層,最後發動文革讓人民自相殘殺。

國共內戰,無關乎國家富強和人民福祉,兩支黨軍為爭奪統治權力在廣袤的土地上廝殺四年(加上新疆和西藏等,實際上不止四年)。數億中國老百姓被裹挾進去,內戰遺禍於這片國土上每個普通老百姓。


2019年拍攝的父親劉彥虎的軍用遺物,距今近70年。攝影 | 劉水

家中有一只軍隊配發父親的棕色牛皮箱,精致考究,裡面保留著父親的全部軍人家當:三枚軍功章,內襯鋼圈的大沿帽,牛皮武裝帶,紅邊銀星肩章,紅絨領章,八一帽徽,一套夏軍服,一件軍大衣,一雙圓頭高幫黑色牛皮鞋;十幾顆錚亮的手槍、步槍和機槍銅殼子彈,其中有幾顆日軍三八大蓋步槍子彈;皮箱上蓋綢布套裡,插著父親的許多軍旅照片、榮譽證書和軍人通行證等;幾大冊解放初期軍內印制發行的精美彩色《解放軍畫報》,裡面記載四年國共內戰,共軍斃傷和俘虜國軍資料,以及繳獲的各式武器彈藥統計數據,沒有記載共軍傷亡人數。

小時候,我們常從父親的那口皮箱裡翻找出三枚勳章,當玩具玩。

牛皮箱裝在一口大木頭箱子裡,母親有時會把它拿出來在太陽下晾曬。我上幼兒園放學回家,從皮箱裡翻出照片問母親,這是誰,遭來母親一頓臭罵。讀小學時,排練舞蹈《我參加了解放軍穿上了綠軍裝》,母親把兄長的紅衛兵舊綠軍裝改小給我穿上,父親拿出他當年的帽徽領章給我縫上。但是,這些帽徽領章跟1970年代解放軍軍服太大不同,因此,同學們都喊我「國民黨」。後來,帽徽和領章被我玩丟了。

兄長上高中、當知青插隊時,把父親的軍大衣、皮鞋、上衣都拿去穿了,很是風光了一陣。剩下一條黃色棉質軍褲,我上高中時穿著,皺皺巴巴。我考上大學,父親把皮箱獎勵給我,陪了我幾年。1989年,兄長探監時順便把存放在學校的皮箱拎回家,又交回給父親。

父親留存在皮箱裡的子彈,在我讀初中時偷偷翻找出來。用鉗子輕輕旋出彈頭,把彈殼內的黑色火藥收集起來,摻雜石子鐵釘,再灌進大的步槍空彈殼。最後在彈殼底火孔接上鞭炮撚子,安放在水泥地上,對準一大群飛來飛去覓食的麻雀轟炸。

父親的軍旅照片大多都是1955年授銜以後拍攝的。年輕的父親,全副武裝,英姿逼人。父親在戰爭年代,只留下一幅與戰友合影的黑白照片,這幅照片是在剛解放的慶陽照相館拍攝。他們穿著灰布棉軍衣,戴帶耳棉帽,腰紮皮帶,裹綁腿,腳蹬布鞋或膠鞋。父親左腰斜插一支手槍。

父親說,這支手槍是在1947年延安保衛戰中,親手從國軍胡宗南部繳獲。後上繳了。他當排長還不夠資格使用手槍。

華池縣城戰鬥是一場惡戰,胡宗南部經此進攻延安,共軍重兵防守阻擊。縣城夷為廢墟。父親負傷昏迷,從層疊的死人堆裡爬出來,返回殘部。半年後,父親隨部路過家門口,老奶奶聽信同村共軍逃兵訛傳,以為父親在華池城戰死了,早哭瞎了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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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父親隨部在西北戰地與國軍廝殺,參加幾座省會城市戰役。可能打得比較順利,主要是未負傷,他倒是很少說起。1949年父親加入中共,黨齡與中共政權同歲。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父親隨部開拔到陜西省長武縣,按原計劃他們將在西安集結,然後開赴東北入朝作戰。在此,部隊接到新的命令,西北邊境後方空虛。於是部隊掉頭西進,步行1000多里、翻越六盤山,抵達西北重鎮蘭州。


父親(前排中)在西北軍區司令部服役期間。

蘭州是西北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組建而成,統轄陜甘寧青新五省區軍事,彭德懷任司令員。父親他們不知道的是,此時彭德懷已接到毛澤東命令擔任志願軍司令員,秘密潛入朝鮮。

據解密的軍史記載: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出兵當口,瞞著中共挑起韓戰初勝的金日成,已被聯合國軍從半島南端追擊到鴨綠江邊,部隊幾乎全被殲滅、打散,他基本上是個光桿司令。危及中國東北,情勢非常危急。彭德懷倉促率領參謀、警衛員和司機,四人駕一輛蘇式嘎斯吉普車,單車穿越鴨綠江大橋,四處尋找被聯合國軍擊潰的金日成。因共軍是秘密入朝作戰,所以他們實施無線電靜默,雙方不能聯繫。

外軍參與韓戰機密陸續解禁,美國等聯合國軍本無意進攻中國,韓戰是毛澤東的誤判。中國老大哥的兄弟式志願參戰,完全是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決,其結果是養虎為患、後患無窮。

父親講述,部隊在挺進蘭州途中,一路上逃兵不斷。既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全國已「解放」,那麽作為農民子弟兵的普通士兵有理由放下槍彈回家種田,這符合中國人不問主義、只管吃飽肚子的生存邏輯。這些逃兵逃跑時都不敢攜帶武器,抓獲被關禁閉後繼續隨部開進,倒沒有更嚴厲懲罰。

1970年代下放農村讀初中時,父親騎自行車帶我回老家探親。翻溝越嶺途中,他淡淡地指點當年戰鬥過的地方:高原溝壑隘口,白軍保安團設有關卡,搜查共匪和鴉片;馬蓮河是紅白兩區的分界線;那座溝腰窯洞莊院,他們行軍在這家吃過飯;靠近家鄉,對面溝坡有一個塌毀的土洞,跟他同年參軍的一個同村夥伴,當逃兵藏匿於此……

兩支黨軍與現代職業軍隊差距尚遠,共軍靠口號吸納農民子弟參軍,並且效仿蘇軍政委制實行黨控軍隊,士兵被以符合政黨利益最大化而洗腦;國軍靠「三丁抽一」或抓壯丁。兩軍勉強維持配給制,從未實施軍人薪酬制。戰死就白白死了,不會留下姓名,也不會通知家屬,更沒有撫恤,士兵就是名副其實的炮灰。

個人激情和理想會被政治利用,個體生命被視為草芥,不被珍惜。這不是「人口眾多」能夠解釋的,中國文化極度缺乏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關照。盡管如此,在建政後的前三十年,農村青年只有當兵和考大學兩條出路,才有可能改變階層身份,其間仍有中斷。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死亡士兵撫恤金僅有350元。這種落後的黨化軍隊制度,很難走向軍隊國家化,除非改變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

父親作為中共下級軍官和政治運動倖存者,關於中共的不是,他從不會講。他崇拜毛澤東,認為共產社會制度總是好的,錯在各級執行人;不是他不敢講,而是從未覺醒或說徹底被洗腦,意識不到暴力制度像絞肉機,會吞噬每個人。因個人不公待遇,他敢拍桌子叫罵、用煙灰缸砸領導。

我不知道父親算不算既得利益者,如果是,他的愚忠得到了回報;如果不是,則源自他的耿直。比起同齡的戰友,他幸運地在槍林彈雨中存活下來;比起同時代人,他的公開身份是等級制度上端的「國家幹部」。

打我記事起,父親單位同事都尊稱他 「劉老幹」。但他看不慣的工作事務,都會說出來,所以官位不能升遷,也算體制內的異類。逃兵故事,是他幾年前遭遇拆遷迫害躺在病床上,才偶爾講給我聽。

國共內戰的禍害,不因1949年海峽兩岸分治而結束。但是,同文同宗的台灣人民,帶給專制中國一個意外驚喜:中國人有能力也有權利實現民主制度。龍應台作為退居台灣的國軍後代,沈痛反思國共內戰傷及敵人也殘害自身的民族悲劇——「成王敗寇」的暴力革命,帶給普通個體和家庭無盡的苦難。

她運用現代文明政治質問取勝者——除了權力賦予勝利者利益和特權,留給兩岸人民的只有苦難,那麽政權的合法性、道義性和價值何在?

費正清敏銳地指出:「這種關於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有力因素,並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邏輯,也成了新黨專制的理論依據。」(《美國與中國》,P283)。

共產黨人用國民黨的方式,反對並推翻國民黨,註定會重蹈蔣介石覆轍。

中國傳統以來,儒家學說是為統治者提供思想資源和理論依據,使其符合所謂自然法則進而將 「君權天授」合法化;儒家學說從來無力解釋以暴制暴的朝代更替,尤其是近代儒家從未能為制度提供終極的君權民授和普世價值等文明內涵。

儒家極力維護「君權天授」,這不叫合法化,而是假借天意,將暴力合法化。近現代以來,統治權力來源合法化唯一通道——主權歸民,作為國家主權唯一享有者的人民,通過全民選舉,讓渡部分權力給執政者,由此構成權力來源合法性,這就是民主制度。

作為儒家核心的「仁」和「禮」等道德說教,僅僅用戒諫而非用法制限制統治者,而在保障民權自由方面,一片空白;無論對皇帝天子,還是普通個人,倡導空泛的道德修為,拋開契約、規則與社會擔當意識。因此,儒家學說帶來一個惡劣後果,就是逼迫老百姓不斷造反,用暴力制衡並制造新的統治者;儒家往往對「成王敗寇」視而不見, 這時候道德判斷消失了,政治功利性選擇占據上風。儒家學說顯出極大的局限和落伍,與現代文明社會格格不入。

無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以至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均受教於儒家統治思想。然而,他們的大腦並非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難以抵制不擇手段獲取個人成功和帝王皇冠的巨大誘惑,同樣是殺戮——奪權——專制帝王的路徑依賴。與其說他們個人因奪權成功而被寫進歷史,不如說他們本就是儒家謬種流傳的必然人選。他們無疑是儒家失敗在現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美國學者傑羅姆·B·格里德爾所言:「儒學並不是一種教義,新人通過效忠表白就可登堂入室;它無疑是一門道德教育課程,目的在宣傳一定的社會和政治準則。因而它也是一個精心設計、高度發展、持久存在的壟斷社會和政治利益的體系,而這個體系為掌握了基本文化技能的人所享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P260、261)

所以,中國社會看似在緩慢演進,但國家制度一直是在暴力怪圈裡惡性循環,靠暴力造反起家的中共也不例外。

(待續)
2021年6月,父親節定稿

劉水  1989年中國民運學生領袖,先後四次入獄,多次被拘押、驅逐,曾在南方都市報、大公報大周刊深圳總編部、深圳晚報等九家媒體任職記者、編輯和主編。致力於大陸言論自由、社會進步和制度民主和平轉型寫作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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