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開高健1960年的訪華之行 (下)

  • 時間:2021-03-29 18:3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日本作家開高健1960年的訪華之行 (下)
開高健記錄了「大躍進」時期的日本作家在中國的日常。(圖取材自網路)

寫小說《玉碎》紀念老舍

訪問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教研室,開高期待能與日文專業的青年學生交流日本文學,但是非常遺憾,75名學生們全部下放到農村去割麥子了。

「知識分子勞農化,勞農知識化,培養一個人成為完人的計劃。我們是因為毛澤東、周恩來一年中有三個月去外地工作而決定這個計劃的」。

接待文學家們的是梵文、巴利文學者季羨林。

「是去視察嗎?」

「視察、演說,也必須參加植樹勞動」。

「真的用鐵鍬植樹嗎?」

「是啊」。

日本教研室主要培養口譯、筆譯者,研究日語語言,但基本上止於基礎課。今後會在此基礎上研究文學、哲學。日本近代史課程以北大歷史學會改編的井上清[i]論文為教科書。

 「明治維新時期,中日兩國都面臨相同的危機。因外國資本而殖民地化的危機。但是日本避免了危機走向了現代化的道路,避免了中國一樣的全面破局。我們對日本深表敬意。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

 兩名青年副教授與開高的交談。

但開高認為是日本學習有鴉片戰爭中國的先例。問題是攘夷論者在取得政權後迅速豹變為開國論者的激情完全變質,他們如何引導日本的問題。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開高關注的是日本文學如何被閱讀。

日語教研室介紹的作家有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島崎藤村、小林多喜二、宮本百合子、德永直、中野重治、野間宏等人。漱石的《吾輩是貓》、《少爺》、龍之介的《河童》。宮本顯治的評論則根據《敗北的文學》來理解。龍之介的藝術性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獲得好評。

「那麼,漱石的《少爺》,看點在那裡呢?」開高問。

「江戶子精神,江戶子精神,不斷反抗的精神。漱石的大部分作品已經翻譯了,獲得很高的評價。我們也喜歡藤村的《破戒》」。

「詩歌呢?」

「還沒讀詩。對日本文學的研究才開始」。

開高表示自己也喜歡《吾輩是貓》、《少爺》、《河童》,但離開文學的本身談貌似深刻的道理,覺得怪怪的。這類文學應該承認其奔放新鮮的愉悅感。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將喪失、輕視其文學根本的部分,就是文學的愉悅功能。文學也不是人們一張口就談的「批判性」,而是用心深深感受的部分。

關於戰後文學,副教授回答聽說是革命的文學和文學的革命,有多姿多彩的新進作家,但是手裡沒作品。

開高馬上想到,這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於是答應送給他們。

開高還是忍不住向兩位青年助教介紹日本現代文學,除了他們的閱讀範圍之外,其底流是「私小說」,源流至今。

但是兩位副教授顯示出「混亂」與「困惑」。

「關於『私小說』聽說過,也讀過藏原惟人關於私小說的評論、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也有過大都是私小說的批評,但我們不大清楚,太難了,不知如何定義。日本文學的研究才起步,請多指教」。「如何翻譯,還不大清楚,『私小說』這個詞本身在中文裡還翻譯不出來」。副教授補充。

最後這句話刺中了開高。「確實如此,今後在歐美,遇到日本文學研究者也會聽到這種聲音吧。他們眼中的煩惱,滾熱混亂的表情,我似乎終於理解了」。

開高終於找到雙方可以討論文學的入口,準備開始文學交流,但是被告知「到時間了」。

「我們究竟是不是文學代表團呢?」

這就是開高的不滿。

開高對中國作家印象最深的是老舍。第一次見到老舍是60年的6月4日,代表團的火車進入北京站,北京文學界有一百多人前來迎接。老舍給開高的印象是「像一匹聰明的老驢馬」。1966年老舍被紅衛兵所逼自殺。1978年開高寫過短篇小說《玉碎》紀念他。小說的結尾寫道:

「進入飛機艙內找到座位,繫好安全帶時,突然,以前訪問北京(老舍)家時的記憶歷歷在目。瘦瘦的結實身軀的老作家,突然從菊花叢的罈中起身,用寡默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到處回首。只有那眼神,只有那菊花叢,遠遠地,十分鮮艷。我不經意地從口袋中拿出紙包,攤開,灰色的玉,完全成為乾燥的粉碎的玉」。

該小說獲得川端康成文學獎。

老舍之死,在開高心裡埋了十多年。

特別的特權受到陳毅、毛澤東的接見

開高所言的「特別的特權」,那就是中國副總理陳毅(6月6日)與毛澤東(6月21日)會見日本文學家。

「美國人不合我的脾性」。「我們打算同美帝鬥爭到底,哪怕六億五千萬人口打得只剩下一億人,哪怕打得只剩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我們也會戰鬥到底」。

副總理陳毅扔下豪言。

6月19日,代表團乘坐專機[ii]從北京到上海。

6月21日,一行人參觀魯迅紀念館之後,被告知,「今晚有一個領導人的接見」。晚飯後,一行人乘坐專用車到達一座建築物前,終於見到了「震撼世界者、美國的恐怖、蔣介石的噩夢、延安的穴居者、詩人的哲學家 、農民的政治家、六億五千萬人口的指導者」毛澤東。

周恩來則抱著雙肩,似乎有點兒累,但每當毛澤東問他問題,他都低聲正確地回答。

「去年貴國的淺沼先生[iii]訪華時曾發表共同聲明,指出美帝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當時還有人說這話有些過頭,但今天的形勢是去年想像不到的。現在日本的局勢,從反對新安保開始,到擁護憲法、擁護民主主義,但本質上是反對美帝、民族獨立的運動。是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尤其是這不是一場生活的抗議運動,而是一場政治的抗議運動,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的。高級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一起抗爭。女大學生樺美智子被害,東大總長茅(誠司)率領大學生遊行示威、幾百人的教授們組織起來,連婦女、連和尚們都組織起來。毫無疑問,工人與學生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是我高興的是日本採用全民大眾鬥爭的方法。關於軍事基地方面,日本是殖民地,政府方面呢,是半殖民地」。……

「現在美國代替英國、法國壓迫世界,我在早幾年前就對日本朋友說過,偉大的日本人民必須對美國站起來。那時大家聽了都默不作聲,也不替美國辯護。那時大家都在思考吧。但現在世界在不斷變化,以飛快的速度,所有階層的人,幾百萬人在思考,在行動。日本被壓迫的歷史,只有15年」。

毛澤東一支煙接一支煙,用湖南話侃侃而談。在成為共產主義者前是一個小學教員,甚至受過康德觀念論的影響。從鴉片戰爭談到中國革命歷史,其結論是:

「我們花了109年,自覺地解放了自己,所以,日本人民也會逐漸地自覺行動,撤回安保條約一定會成功。時間上暫時說不準,但一定會成功。不用戰爭的方法也能將他們(美國人)趕出去。世界歷史上雖然沒有先例,但你們會創造先例。印度有一個先例。大家找出自己合適的方式。比如『國民會議』這個機構就是其一。全國性的持久戰已經打了十八次。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我們互相學習吧。

我們過去曾通過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等,通過日文學習馬克思,還有日本軍隊、蔣介石也給我們上了課。如果日軍與蔣介石不是那麼徹底地對著幹的話,我們還到不了現在這個地步。日軍被稱為『皇軍』意味著神聖的軍隊的話,真是貨真價實的神聖的軍隊。真的很感謝。日本真的教育了我們。現在教育日本的反面教員是美國人」。

 毛的話,「充滿了幽默與直率」。

七位團員共同執筆的《寫真中國之面孔—文學者所見的新中國》

回國後,七位成員共同執筆的《寫真中國之面孔—文學家所見的新中國》中開高寫了一篇《大陸與人與物》。後來聽說因「大躍進」失敗中國人在為吃而掙扎在死亡線上,而自己在訪華期間「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的宴會,茅臺酒乾杯」,完全看不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後下決心不再接受任何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招待旅行」[iv]

越戰期間,開高親赴戰場,九死一生。寫的報告文學以及小說獲獎。享受旅行、美食與釣魚,充滿詼諧與樂趣,享年58歲。

這次訪華,是大江健三郎人生閱歷中的首次外國旅行。以後大江數度訪華,但這次是在華時間最長,接觸範圍最廣的一次,大江曾表示在自己的個人史上,意味深長。

關於大江作品與1960年訪華的關係,除了日文之外,中文已有王新新、高華鑫[v]研究可參考。

由於大江提到「中國比日本更加在本質上是自由的國家、解放的國家」[vi]等一系列的言論,在日本遭到左翼與右翼的詬病。在這本七人共著中,大江以《中國的年輕人、孩子們》為題的短文中提到:「從中國回來,尤其是我,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式嘲笑。」

七人中除了開高,以後其他成員都至少一度或者數度訪華。

野間在1961年又參加了日本文學代表團,回國後被查出患糖尿病,究其原因,他認為是在中國多貪吃美味佳餚之故[vii]。 

世事滄桑,光陰如水。如今七人中只有大江在世。繼1960年訪華之後,大江又七度訪華,在政治上、學術文化交流上都受到中國最高規格的接待。尤其是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其作品的翻譯與評述「猶如井噴之狀,一派繁榮」。大江拒絕了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勛章,樂於親自赴京接受「微山湖獎」,除了他一貫對日本的批評立場之外,大概與他1960年認為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作家能自由表達,自由解放,而且具有希望與創造性,能盡全力創作」[viii]的精神歷程一致。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i] 井上清(1913-2001)日本著名的馬克思史觀的歷史學者。中日友好社會活動家。多次訪問中國。

[ii] 竹内実「中国で感じたこと」『文学』1960年8月号。

[iii] 淺沼稻次郎(1898-1960)日本社會黨領袖。訪華時因言:“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共同的敵人”,身穿中山裝歸國,遭到包括社會黨內部以及社會輿論的批評。同年10月12日,被17歲的日本右翼青年刺殺。

[iv] 開高健、橋川文三、萩原延寿「鼎談・中国現代史と日本人」『中央公論』1976年11月号。

[v] 王新新:《中國之於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1960年訪華研究》

高華鑫:《1960年安保運動與大江健三郎的中國之行》

[vi] 大江健三郎「孤独な青年の中国旅行」『文藝春秋』1960年9月号。

[vii] 『平野謙全集』第13巻、新潮社、1975年。

[viii] 大江健三郎「明るい眼のデモクラートを」『文学』196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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