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i 中央廣播電臺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2 文革瑣記:恐懼與喜謔

  • 時間:2021-03-10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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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2 文革瑣記:恐懼與喜謔
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狼山上的廣教禪寺,寺院建築中可看見寫上「毛主席萬歲」字樣的瓦當。據解說,這是文革時期,僧人為了避禍想出來的辦法,讓造反派不敢毀壞寺廟。(圖:中央社)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批鬥地主與紅棍子

少年不識愁滋味,少年也不知道政治恐懼的感受,我記憶中第一次看到鬥地主,是四五歲的時侯,看到一群人圍著一個戴紙帽子的人,喊口號,印象中沒有打人的暴力場景。對旁觀者來說是戲謔的事情,但對於地主與其家人,卻充滿恐懼與恥辱感。

好在這裡民風良善,因為在村民看來,地主犯的是國法,並沒有侵犯百姓的民事行為,所以不會有人懷著深仇大恨去暴力對待地主,父親對我說,鄰村劉姓地主只是家中多了幾畝田地,就被劃成地主,其實平時的生活與其它人家並無多大差異,不僅如此,農忙之時,雇村民幹活,幹活的人能吃上肉,地主家的人反而吃普通食物。

我從村民口中還聽到一個故事,說是雇工替地主送糧到城裡,走到十多里地時,發現雷陣雨將至,想到地主家的田缺沒有封閉,這樣會造成雨水流失,於是就將糧食寄放在一戶人家,奔跑回來堵上田缺。當年的村莊裡還有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故事流傳,而不是故事書中醜化了的地主老財的形象,說明村民們對地主並無惡感,所以鬥地主的時侯,也只是奉上級指令,象徵性的批鬥。

直到七十年代,上級還有指令批鬥「五類分子」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批鬥前十天左右通知他們去挑土築臺,然後在他們修築的土臺上批鬥這些人,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沒有帶我去參加這樣的批鬥活動,可能主要由民兵們參與這些事情,記得我們村裡的民兵營長、生產隊長家裡各有一根「紅棍子」,這種特別的棍子一米左右,兩種顏色,一半紅色一半白色,一旦上級通知重大活動時他們手執紅棍子,代表專政力量,威風八面,我們小夥伴們有時會從他們家的孩子手中拿到,當成「玩具」,但現在想起來,對於「五類分子」,這些紅棍子帶給他們多少痛苦與傷害。

「好厲害的共產黨」

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事情說起來是個笑話,但當年對許多人卻是惡夢,在我們附近的一個公社裡,一位老師喊口號,將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一位屠夫,殺豬時因為豬奮力掙扎,他一刀下去,他大笑一聲,喊道:「好厲害的共產黨」,這是電影《紅燈記》中的臺詞,一句玩笑也成了現行反革命。

多年以後,看到太多的文革時期令人驚悚的案例,既覺得不可思議,也覺得後怕不已。

新疆焉耆縣回族文盲婦女馬玉芳,將舊報紙當衛生紙,被發現,指控其汙染了報紙上的毛像,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處以極刑。陳獨秀的三女兒陳禎慶到商店買毛像章,說了句「五毛錢一個,太貴了」,便成了「反革命」。

我們村莊呢,我們到生產隊查隊長家陪他小孩子玩,隊長妻子給我們分發《人民日報》,我們拿回家或是摺紙飛機玩,或是當成衛生紙用,並不擔心。我現在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隊長家人與我的家人並沒有叮囑,汙損報紙上的毛像會成為現行反革命的。

但父親對家裡損毀了一尊毛的石膏雕像,卻感到不安。

父親說不要讓他人知道,就悄悄地處理掉了。但我們小夥伴們並不顧忌這些,總是能找到被丟棄在山坡地裡的毛石膏雕像碎片,當成粉筆在墻上寫寫畫畫。

還有一次,一位小夥伴不知什麽原因,突然說我寫了「打倒毛主席」,我爭辯了一句,內心裡有一絲惶恐,幾十年後的今天還能記得那種不安。好在沒有大人們當回事,更無人舉報,村莊有安全屏保系統。


毛澤東在杭州閱讀《人民日報》,攝於1961年。(圖:Public domain)

父親經歷了文革的「戰爭場面」

1967年夏天,同村一位大嫂嚴重摔傷,父親與幾位村民用擔架將她抬到百裡之外的安慶城就醫,當時的交通工具非常落後,救護車更是稀缺(村莊裡根本就沒有救護車的概念),到了安慶之時,發現整個城裡「戰火紛飛」,父親與抬擔架的村民像戰場上抬傷員一樣躲避可能的冷槍流彈,把受傷的大嫂送到了醫院,並得到了救治。

當時安慶城裡的造反派分為兩派:「好派」與「屁派」,後來查閱資料才發現,兩派的來歷與造反派奪權有關,造反派響應毛澤東號召,奪取了政府的黨政大權。好派認為奪權「好的很」,屁派認為奪權「好個屁」,兩派從「文攻」升級到「武衛」,雙方奪得軍營中的武器,打起了內戰。我在自媒體博客上找到一位「安慶一閑人」的親歷回憶文字,摘錄如下作為應證:

1967年7月6 日「兩派武鬥人員都各自占領了制高點。紅房子(市糧食局大樓)及百貨大樓、市圖書館等高層建築物上,有配戴「紅衛兵」袖章的人員,他們手執步槍或衝鋒槍,不時地往這裡瞄瞄,朝那裡放幾槍,冷槍聲不斷。

兩派的大喇叭都在廣播自己的節目,或播送最高指示,或呼「造反有理」、「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等口號,或互相指責漫罵,或發表「告全市人民書」等。總之,火藥味很濃,令人毛骨悚然。我好不容易沿著人民路、吳樾街轉到孝肅路,剛到翠芳照相館門前,就見旁邊有具男屍躺在血泊裡,周圍有幾個人嘖嘖議論,一打聽才知道死者是個大學生,名叫黃鶴樓,幾個小時前他從外地到安慶市某單位報到時,走在這條路上被突然飛來的子彈打中頭部,當場倒地身亡,後來人們從他的衣袋裡翻出報到證才知道是位大學生。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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