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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0 說書人與文革時期的民間文化

  • 時間:2021-02-17 17:24
  • 新聞引據: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0 說書人與文革時期的民間文化
一些村莊之所以禁忌說書,是文革運動的後遺症。圖右為紅極一時的說書人單田芳。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說書人來到咱村莊

文革中,村莊裡沒有組織過一次學習「毛選」或毛語錄的活動,而說書人來到村莊,卻給我留下的了少年時代「文化活動」的記憶。

昏黃的油燈下,幾十個村民,主要是男性,圍坐在村公堂裡,聽說書先生吟唱式的說書,說的故事有《楊家將》、《薛仁貴征東》、《七俠五義》等等,由於破四舊的政治運動造成的陰影,村民與說書人都有一種莫名的擔心,擔心這樣的活動被上級發現,會定性為宣傳「四舊」,不僅說書人可能會被抓起來,組織活動者也要受到懲處。

有一次說書剛開始時,突然聽到屋後一陣匆忙的腳步聲,有人挺緊張地說,是不是民兵營長回家了?

我們整個生產大隊不到二十個生產隊(自然村),每個自然村裡都有民兵,負責管理這些民兵的就是民兵營長,民兵營長的家與村公堂隔壁,現在想起來,由於他父親的威嚴與保守,只要村子裡有所謂的封建迷信活動,他都回避或視而不見,說書先生來到村莊,需要有人家接待吃住,而吃住的人家卻是村莊裡唯一富農查爺家。查爺與民兵營長同宗近親,輩份高過營長兩輩,如果營長告發或懲罰了祖父輩的家族長老,在村莊或家族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家族親情傳統,在很大程度上保守了村莊的和平安寧,不至於卷入政治瘋狂狀態中,突破人倫底線。

黨員幹部是中共安插到村莊裡的眼線,這種方式在中國歷史與世界其它國家都極其罕見,它比秦朝的連坐制還要「先進」,因為中共有組織性與政治紀律性,一些地方之所以造成恐怖性的迫害與殺戮,問題都出在這些最基層的黨員幹部,他們不僅沒有傳統的信仰,也沒有家族親情力量制約,任何不當言行都可以成為他們迫害他人的藉口。

單田芳是一個經典案例

傳統的說書人的開場白多會是這樣:鉸子一打響丁冬,我來演唱大家聽,愛聽文、愛聽武,願聽奸來願聽忠,半文半武俺會唱,酸甜苦辣腹內盛,想聽文戲包公案,想聽武戲葉楊家兵,半文半武雙調印,一哭到底老紅燈。

到我們村說書的人開場白卻是一段政治宣傳:毛主席號召那個學大寨啊,紅旗飄飄啊飄四海——然後就是故事開始,這樣的開場白,顯然是一種政治性規避,如果被上級追問,人們都可以說,說書先生說的是農業學大寨。

在沒有收音機、電視的時代,說書人的故事對村民、對少年是怎樣的一種文化大餐啊,直到最近我還好奇的問同鄉兄長,當時給說書人多少錢呢?他說,基本上是不給錢的,只提供吃住招待。不過,村民們湊塊兒八毛的打賞,情況也是有。

沒有看到有學者對村莊時代的說書人進行調查與研究,通過八九十年代大陸紅極一時的說書人單田芳出版的自傳《言歸正傳》,可見一斑:他既有家族傳承(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又在少年時拜師學藝,對《隋唐演義》《呼楊和兵》《三俠五義》等書,都做過詳細記錄,對他來說是童子功,1956年第一次登臺表演,到了1957年,就是當時的小紅人了。但文革時一句政治性錯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下放到了農村。


紅極一時的說書人單田芳。

從他的傳記看,因為政治有問題,所以沒有在鄉下靠說書混口飯吃,由於貧困到無法自給(「幹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只能帶著孩子逃出村莊,到街頭流浪,當時到處都有民兵,沒有身份證明住宿極為困難。維持他生計的居然不是街頭說書,而是製作手工藝品,讓女兒去賣。

民間說書人在自已的祖國流浪,單田芳是一個經典案例。

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不容說書人

「文革」時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最激烈的行為只持續一年多(1966-1967年),一些村莊之所以禁忌說書,是運動的後遺癥,沒有受到衝擊的地區,村民們仍然保留著請說書人說書的「舊文化」、「舊習慣」。一位網名叫「沂蒙史誌」的回憶說,他所在的黑墩屯能說書的不多,但喜歡讀唱本的不少。冬天裡冰天雪地的,人們集中在草棚裡或屋子裡,聽上一段唱本故事。《薛仁貴征東》,《樊梨花征西》,《臥虎山》,都是熱門的故事。農民對歷史人物的了解,最初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很多農民將小說中的人物當成歷史真實。

黑墩屯村地處山東沂蒙,而在湖北鹹寧,一位作者回憶當時聽說書的情景,似乎那裡的村莊傳統文化生活並沒有被政治破壞:

有時,連毛胡隊長為了增加社員們的精神食糧,特地從應山大隊請張瞎子來說書。——說是請,其實只要供頓飯,買包煙就行了,不用花多錢。張瞎子說起書來抑揚頓挫,有時還做著動作,贏得眾人一陣陣掌聲。他大多說《嶽飛傳》,有時也說《薛仁貴征東》,《樊梨花征西》。(徐宜業:無法忘懷的故鄉老隊場)

同一個時代,中華民國臺灣又是怎樣的情形呢?《薛仁貴征東》等傳說文本登上了臺灣的電視,成為一道文化風景:民國61年(1972年)夏季籌組「臺視聯合歌劇團」,由劉鍾元負責製作,臺視聯合歌劇團首波強打《七俠五義》,以彼時當紅的二大小生楊麗花與葉青分飾展昭與白玉堂,一時之間蔚為風潮,歌仔戲再度成為媒體寵兒。臺視聯合歌劇團旋即在同年(1972)推出《薛仁貴征東》、《母子會》(引自臺灣東吳大學文學系陳新瑜博士論文《1949以降臺灣傳統戲曲發展初探》2018年六月)。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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