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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文革中民族主義是否真的不存在?

  • 時間:2020-11-25 16:3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文革中民族主義是否真的不存在?
被批鬥的尼僧胸前的藏文大字報上寫著:「反革命分子斯塔」等文字。(澤仁多吉 攝影/茨仁唯色 提供)

(一)以「階級鬥爭問題」掩蓋民族問題

歷史學家程映虹先生曾提出一個論題:民族主義是貫穿近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主題,但它在文革討論中至今為止基本缺席。為什麼文革時期的民族主義沒有引起重視和討論?

此問值得深思。

程先生從《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這個角度,剖析自1949年中共建政起,尤其是文革時期,中共對外奉行的是世界革命路線,甚至不惜犧牲本民族的利益與疆土,向外輸出毛主義的武裝革命,目的只有一個,代替蘇共,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龍老大。


圖片來源:日文版《中國畫報》1968年10月號。山口縣防府市的革命大眾高舉毛肖像與「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值得注意的是口號牌寫的是「万才,万万才」,一種日本新左翼運動特別的簡體字,又被稱為「ゲバ字」,「全學聯字體」、「全共鬥字體」、「托洛(茨基)字體」,源自於德語「暴力」(Gewalt)。


文革時期的對外輸出毛主義及其武裝革命思想。北京試圖成為世界革命的總指揮塔。(網路圖片)

而對國內呢?

1958年4月,在第十世班禪喇嘛的故鄉,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發生藏族與薩拉族反對強制推行「合作化」運動的暴動而遭到鎮壓。在只有一萬多人的小縣,解放軍竟「俘敵」兩千五百人多人,占全縣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中共中央批語青海省委上報的《關於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的教訓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在階級社會裡,民族問题的實質是階級問题」,否定了民族問題,為以後所有的民族衝突定了「階級」論基調。以後在1964年的理論刊物《紅旗》與《人民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當前我國國内的民族問题和階級鬥爭》,引用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黑人鬥爭時的談話「民族鬥爭,說到底,是個階級鬥爭問題」,這條貌似基於馬列主義原則的民族觀的大旗掩蓋了國内實際上始終存在的民族矛盾暗流。

(二)文革期間被「被解放」的「翻身農奴」為什麼會憤然而起?

至今為止,極為有限的文革時期西藏研究,基本上局限於「造總」(全稱:拉薩革命造反總部)與「大聯指」(全稱: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之間的派系紛爭。

從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區、拉薩市郊縣、那曲地區等地遍及藏區的52個縣相繼發生的40起大小規模的暴動事件,達賴喇嘛曾在其自傳中提到:「直到一年之後,我才知道1969年西藏好幾個地區發生大規模抗暴。據某些報導指出,在中共報復行動中被殺的人數比1959年那次更多。」(《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聯經出版,2005年刷,p.213)

關於「尼木事件」研究,擁有廣泛的官民人脈,甚至能夠收集到黑匣子裡中共秘不示人的西藏文獻,並且能夠自由地進出西藏作田野調查的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分析「暴亂分子」的《反動文告》文本以及對受害者進行口述調查,得出的結論是:

「尼木暴動,既不是西藏民族主義者抵抗中國『壓迫者』的自發暴動,也不是一場具有西藏獨立志向的叛亂,而只是一場高舉毛主義大旗的某一派造反派『造總』與另外一派『大連指』之間,為爭奪縣的領導權,暗中策劃的綿密而周到的戰略下發生的一樁事件」。而「藏人村民們不過是『造總』派系的革命家手中的一顆棋子,就是『造總』革命家本身,也不過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進而大規模的政治鬥爭中的一顆棋子」。(參照:《チベットの文化大革命-神懸かり尼僧の造反有理》日本風響社出版, 2012年, p.281, p.293)

也就是說,那位號稱「太陽出來,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來細判」的自稱超自然法力的神靈附體的尼僧,帶領「翻身農奴」起來抗爭的不過是一場混亂的奪權鬥爭。

自稱既不媚中共、也不親西藏流亡政府,站在獨立學術立場的梅·戈爾斯坦的結論,的確既不同於中共的「反革命暴亂」,也不承認文革期一系列的藏民抗爭為1959年的「再叛」,他的《喇嘛王國的覆滅》以及《今日西藏牧民-美國人眼中的西藏》等著作都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中共與讀者可各取所需,仁者見仁。作者既能獲得美國的研究經費,又能獲得中共的允許下的田野調查與官方學術機構的協力。這種能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式的「理、中、客」式的研究,正是國內外學者們夢寐以求的。

不知怎地,此時會想起另外一位美國藏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s Sperling),他雖然在學術上卓有建樹,但因為他笨拙地不懂得繞過在研究中遇到的政治、人權、文化問題,不避諱與中共不喜歡的人交朋友,甚至幫助被判刑的維族學者家屬等等,結局是人到了北京空港,却被阻入境,潛規則是「你自己心知肚明」。

西藏獨立作家茨仁唯色在分析尼木、邊壩事件後發出疑問:

「尼木事件」的起事者,貧苦的尼僧赤列曲珍,顯然不是「三大領主」,其他人,如熱群等人都是獲得黨的「解放」而砸爛了身上千年枷鎖的「翻身農奴」,甚至還有黨員基層幹部也義無反顧,那麼,本來應該載歌載舞地「唱著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翻身農奴」,為什麼卻懷著如此之深的「階級仇」和「民族恨」呢,無論如何,這是說不過去的。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為什麼西藏在「被解放」那麼多年之後,本應該通過偉大的「民主改革」而「獲得平等權利和自由掌握自己命運,當家做主」,仍然會有那麼多「翻身農奴」如此忘恩負義地殺解放軍呢?僅僅因為去「支左」的解放軍不支持「造總」嗎?還是因為他們是解放軍的緣故?赤列曲珍率領的村民們,用大刀長矛和繩索石塊殺死熟睡中的數十名解放軍和積極分子,其目標之明確,場面之血腥,顯然不同於通常武鬥中的派系互相廝殺。又比如在「邊壩事件」中,四個年輕的藏女子用繩子活活地勒死解放軍士兵,諸如此類,是不是很不符合黨所塑造的素來感恩戴德的「翻身農奴」形象呢?

這是不是意謂著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開始就暗中潛藏著,一旦時機出現就立即爆發,還是隨著「解放」的神話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漸產生的?是由派系衝突演變成民族反抗,還是將派系衝突作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

這是否是另一種形式的源自於最底層、最普通的民眾的民族主義運動?如果真的是這樣,連最底層的藏人都憤然而起,中共精心營造的「新西藏」便喪失了最起碼的基礎。而這,既是強權者自己不願意承認的,也是強權者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

的確,「暴亂」與「叛亂」,僅僅一字之差,但在本質上卻意味深長。


1970年西藏政府對發生在尼木的「反革命叛亂」進行宣判,尼僧赤列曲珍等20餘人被判槍決。但之後又將「叛亂」改為「暴亂事件」。(網路圖片)

延伸閱讀:
中文:唯色《大開殺戒的西藏文革-1968年的「六·七」大昭寺事件與1969年的尼木·邊壩事件》
日文:《思想》2016年元月號, 岩波書店, 特集「過ぎ去らぬ文化大革命―50年後の省察」, pp.110-129.


批鬥桑頗·才旺仁增。1950年代,他曾是藏軍總司令,因與中共合作,而獲得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虛職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

* 寫真出自澤仁多吉攝影,茨仁唯色文字:《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 2016年)(在此深謝)

(三)被當做毒草的民族自決理論-內蒙文革

內蒙古自治區文革的「大劫」始於1966年5月22日至7月25日的「前門飯店會議」,自治區最高領導人烏蘭夫被指控為「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

在批判烏蘭夫的黑「十論」中其中主要的一條是「特別攻擊毛主席關於『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的英明論述,別有用心地從馬、恩、列、斯著作裡查毛主席這句話有無根據,妄圖用『民族矛盾』掩蓋階級矛盾,用『民族鬥爭』代替階級鬥爭,胡說什麼『內蒙古沒有資產階級』等等」。


寫真出自楊海英編著的《關於對蒙古人的Genocide的基礎資料(4)-被當做毒草的民族自決理論》(《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毒草とされた民族自決の理論》

蒙裔日本學者楊海英先生編著的《關於對蒙古人的Genocide的基礎資料(4)-被當做毒草的民族自決理論》(《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毒草とされた民族自決の理論》日本風響社, 2012年, pp.881-934),其中「呼市解放以來一直是大漢族主義的奴役、統治、壓迫蒙古民族,這是當前自治區內在民族問題上的主要傾向(1965年)」、「1955年9月,中央討論四川藏夷地區平叛問題時,烏蘭夫說:『對少數民族打仗是下策』。說『我當時在會上說打仗是下策,但會上有的同志不以為然』。又說:我認為如果搞錯了,應該承認錯誤,才能穩定人心」;「打著《三五宣言》的旗幟,叫囂『民族獨立』。指出內蒙古人民有權按照自主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1962年)」等,這些都成為「成吉思汗的孝子賢孫」「借屍還魂」搞獨立王國的證據。

而在內蒙文革中,說母語,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都有「叛逃外蒙」之嫌,對執行民族政策、或有「民族情緒」的幹部和群眾都成為民族分裂分子的罪狀,屠殺與迫害的手段之殘忍,不忍筆敘。

文革後中共官方見解,「三十四萬六千多名幹部與群眾被誣陷為反黨叛國的民族主義分裂政黨-內人黨成員,其中兩萬七千九百人被迫害致死,由嚴刑逼供、駭人聽聞的野蠻拷打身體致殘者達十二萬之眾」。而當時自治區漢族人口已高達一千三百萬,蒙古人人口只有一百四十萬,也就是說,幾乎每個蒙古人家庭都有被迫害者。

如果按照正統的馬列主義的民族論、殖民地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那麼就不存在超越階級的民族主義,無產階級的統治使得民族分割與對立消失,如果私有制的消除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民族必然走向消亡的話,文革中應當不存在民族主義,也不應該以民族問題治罪。而問題恰恰相反,階級論不僅不能消滅民族隔閡,引起少數民族對強化民族認同的反感,進而起來反抗民族同化、也就是說,自文革前起,民族問題始終存在,從未消失,這就是今天的民族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冒顯出來的,而是高壓鍋下被強壓的記憶。

(四)「階級」這塊意識形態的太陽膏藥,改頭換面

魯迅筆下的阿Q,頭上有幾處癩痢疤,在他發怒的時候,頭上的癩痢會氣得發紅。他很是在意人家說他的瘌痢頭,忌諱「癩」字,甚至連近於「癩」的音都忌諱,在後來,連「光」、「燭」之類的字眼也忌諱。對犯忌的人多數時候,曉得自己幾斤幾兩,只能摩拳擦掌,怒目而視。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跟人打架挨揍。

「階級」這塊意識形態的太陽膏藥,在特定的高壓時期也許可以遮去癩痢疤暫時祛風去痛,只是無法根治。如今「中華民族等於各民族大團結的總和」代替了「階級」而已。

王力雄先生在給《沒有墓碑的草原》一書的推薦文中警示民族問題,提醒漢人中認可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民主派人士,如果將少數民族的遭受的災難只歸於專制政治迫害,不承認漢人廣泛參與其中的迫害。認為漢人同受專制政治之害,各民族人民之間沒有矛盾,只要爭取民主,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話,將來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可能會導致更激烈的民族衝突。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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