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10 秀才與儒醫影響村莊百年

  • 時間:2020-10-30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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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歷經文化大革命,但知書達禮、儒雅親善仍然是村莊長者們對人良好品格要求的標準。(Yichen Wang/Unsplash)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知書識禮的小村莊

很小的時候(1970年代),我就發現我們村莊與其它村莊村風不同:長者們多有儒雅之氣,甚至有君子之風,年輕人因為受到嚴格的家教,所以沒有蠻野不肖之徒。

被劃為富農的查爺家裡有一木箱子舊書,但無人舉報,查姓民兵營長有時拿著一本正體豎排的古書在村頭吟誦,完全是古代私塾老師傳授的那種吟唱方式,也沒有人覺得他思想反動,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天方夜譚的感覺。

儘管歷經文化大革命,但知書達禮、儒雅親善仍然是村莊長者們對人良好品格要求的標準,懂禮貌也是家長對孩子們的第一要求,這些當然來自儒家傳統。

大概在1974年前後,我清楚的記得村莊的幾位長老在公堂廳裡開一個小會,因為外地同族幾位老人要來到我們村莊走訪,這在文革之前可能是常有的互訪,同宗同族之間會為祭祖或族譜之類的事宜交流,但文革之時破四舊不僅許多族譜被焚毀,宗族祠堂也被充公,同族的老人們在時政稍微寬鬆的時候,開始走動互訪。這樣,得到口信的本村老人們就坐在一起商量如何接待,我現在還能記得的一個細節:見面如何問對方年齡,是直接問您老高壽?還是問:您老年庚幾何?我回家問父親才知道年庚就是年齡的意思。

這樣的細節我至今記得,因為這個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味更為深長。禮尚,意味著尊重,而民間社會互相尊重,是親和良善社會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就能理解通透了。

秀才與儒醫影響了村莊

村莊的良善禮尚之風,可以上溯到曾祖父時代。

晚清之時(1880 年代),查姓曾祖父輩,出了一位著名的儒醫,而吳家曾祖父卻是一位秀才,是他們影響著一個村莊的風氣。

記得年少時的每年春節前,父親帶我去祭祖上香,也會到曾祖父的墳前祭獻,父親說曾祖父叫吳德康,是晚清秀才,受人尊敬,但到了祖父之時就成了亂世,家道中衰,所以劃分家庭成份,就成了貧農。

藏書甚多的查爺家是儒醫的後代,這位儒醫聲名遠揚,他行醫有一個習慣,看病之後,立即決定是不是進行開藥治療,如果覺得自已無法治愈,就不收費也不接手,一旦接手,必然治愈。這位儒醫與我的曾祖父同年考秀才,曾祖父成為庠生,他轉而學習醫術,吳家成了並不富有的秀才之家,但查家成了比較富有的儒醫之門。

儒生與儒醫一樣受到社會的尊敬,他們因為同年考試,又是同村,所以關系親密,而這也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後人,儒醫家富,中共建政後劃為富農,所謂富,也只是比貧農多了幾畝田產,如同現在城市人一家住了四室一廳,一家住二室一廳,共產黨劃分階級成份,住四室的成了富農,二室的成了貧農,目的是剝奪地主富農土地財富,並制造階級鬥爭。

共產黨的理念中,親不親,階級分,但村莊人的觀念中,人只分好人與壞人,分知書識禮的人與無禮無知的人。村莊人們之間的親情與世交,更是超越一切。遠親不如近鄰,村莊是一個生活共同體,朝代會更替,皇帝會老死,但村莊卻永遠綿延,人們在一起分享著生活的喜怒哀樂,共同感受生活生產的點點滴滴。

儘管秀才在全國數量並不小,但具體到一個縣一個村莊,它的數量比現在的博士或教授的量還是小得多,當然仁心妙手的儒醫更是影響一方人的病治甚至起死回生,因為他們受到廣泛的尊重,所以耳濡目染、言傳身教而影響到他們的子孫,從晚清到民國,民間風氣與禮俗基本沒有異變,女性小足變大腳,各種跪拜禮節被簡化,但基本禮節、人情世故、鄉村規約、家教族規,基本沒有變化。

去過日本臺灣韓國的人們,總是感嘆那兒保存了傳統中華文明的禮尚,特別是臺灣民間的那種親切感,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友善,隨處可以感受得到,其實這種友善親切在我們從前的村莊也是日常。

在村莊裡反思科舉制度

一個秀才、一個儒醫,影響了一個村莊的風氣。沒有考取秀才的人,用儒家仁義道德來行醫,他的德性在學習過程中受到儒家經典熏陶,與一個行醫謀生致富的人,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古代的醫生多稱儒醫),而在安徽南方的徽州,許多商人賈而好儒,成為儒商,也影響著整個南方的經濟社會。

儒家沒有西方的傳教方式,道德精神的傳播隋唐之後主要通過科舉制度得以弘揚,儒家倫理是普世道德原則,維繫社會道義,科舉則為底層社會創造了上升的渠道,當人們普遍對儒家經典閱讀學習時,它使整個國家社會成為學習型社會,無數耕讀世家隨之出現,它激發出數以百萬計的民間讀書人,不僅中原地區,甚至包括韓國、越南、日本、臺灣整個東亞圈。

在知識即道德、道德即知識的農業文明時代,科舉使民間社會有了希望,精英們也有了參政議政的機會。由童生到秀才,由舉人到進士,如果一心仕途與功名,當然壓力巨大,如果從容耕讀、進可為仕退而為鄉村士紳、為儒醫、為儒商、為私塾先生,是不是一種優雅而高尚的生活方式?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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