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諜案猶如中國愛國連續劇 就是為了栓上對台的安全閥

  • 時間:2020-10-15 17:11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對照台灣的態度,以及兩岸政治體制的差異,便可知曉中共所羅織的台諜罪名與自己內部的政治情勢有關。圖為日前遭指控有罪的台商李孟居。(取材自CCTV資料畫面)

近期,中共有意開播鋪陳抓捕台諜的戲碼,猶如連續劇般上映,從鄉鎮顧問、助理到大學教授都有,從這些不斷被曝光的身份來看,如果為真,台灣對中國的情報工作看似有全民全員式的佈建;然而,杜撰內容卻破綻百出,彷彿時間倒轉到國共內戰時期。雙邊情報人員爾虞我詐的情境,更有如回到戒嚴時期「保密防諜」風聲鶴唳的氛圍。顯然在疫情階段,兩岸交流逐步萎縮,中共在面臨內、外壓力交錯下,出現了平行時空的錯覺與幻想,才會有這些子虛烏有的指控。

炮製出來的台諜案 情報價值實在勉強

中共選在這個時間「創造」出「抓捕數百名台諜」的新聞,固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單就情報學對於從事情報工作的意義在於機密性的蒐集,無論是敵方的軍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及地理等方面的訊息或文件都需有價值的功能。然而,中方所公布的名單,不是事由模糊不清,就是張冠李戴、查無此人,甚至還把親藍的學者推諉在民進黨政府身上;事實上,這都難符合《布萊克法律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中的定義,「間諜為收集、傳送或泄漏關於國防的情報」,要論為「間諜行為」實在勉強。

當然,對於國家安全而言,兩岸情報工作是有其必要性,眾所皆知情報是「可做不能說」,工作的機密性與危險性不言而喻;以及,情報人員都是個別的作業模式,必須經過專業的訓練與功能性的編組,情報工作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專業性與單線性,那種人人都是匪諜的年代早已過往矣。然而,許多蒐集情報資料的行為確實有模糊不清的問題,讓從事情報研究的人陷入危險的邊緣,更不用說有承接政府委託研究的學者專家們,無論藍綠都成了中共暗黑政治手段的祭品,中國的任意抓捕動作,讓許多頻繁進出對岸的民眾身陷危境。

兩岸諜戰 內部滲透獲取機密才是重點

細看兩岸情報攻防的歷史,其實相當精彩,中國的「愛國歷史劇」更是不勝枚舉,縱然大多題材是偏離事實根據的戲劇效果,但市場反應的收視情形還不錯,顯然人們對於情報故事是相當好奇。真實事件,回顧兩岸幾起經典的間諜案,1931年的「錢狀飛事件」是最為對岸所稱頌,錢狀飛在中共眼中有「龍潭三傑」之稱,當時就是因為有他的即時消息傳遞,上海的中共黨員才得以及時轉移,保住了包括周恩來、鄧小平、瞿秋白等重要高層的生命,進而保住中共的勢力,才有後來得以擊退國軍進而在1949年順利建政。

除此之外,最具戲劇效果的就是有「密使一號」稱號的中共黨員吳石,他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是當時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最高情報官,曾任國民黨軍史料局長,當然之後也被抓捕並槍決結案;不僅如此,吳石的故事之後在2009年被改編為中共諜戰劇《潛伏》,當時更是中國廣為熱播的連續劇。直到今日,兩岸情報攻防從未中止,1990年代,被我國吸收的情報員解放軍劉連昆少將,以及2000年之後我方被中共收買的羅賢哲少將,官階不但是前所未有的高,所涉及情報層級更是動地驚天。


有「密使一號」稱號的中共黨員吳石,中共諜戰劇《潛伏》就是改編自他的故事。

其實,有情報滲透必然也會有反制的對策,如何「反情報」甚至破獲對方的情報線也是相當重要,也因此兩岸之間也不時傳出抓捕間諜的消息,例如:2003年數名台商被中共羈押,2006年朱恭訓與徐昌國被中共逮捕,2015年解放軍退伍中校鎮小江被我方逮捕判刑,2017年3月中生周泓旭發展間諜組織被我方破獲等等,類似的案件不勝枚舉,往往也都是媒體熱議的焦點,不過,從上述的情報事件中可以發現共同的性質,都是有實質滲透的行為,且透過職權或關係獲得極具機密的資料,這與近期中共所創造出的台諜案迥然有異。

兵不厭詐 中國涉台研究學者也可算共諜

然而,就中共這次創作下的「台諜案」來看,有二個動機層次值得觀察,首先在總體戰略上,中共有意破壞或引誘出我方所佈建的情報系統網絡,以當前曝光的台諜案似有測試水溫的意味;然而,這樣的可能性或許不高,一來和過往情報單線運作模式的認知相違,二來會落入「羅織罪名」的臭名反而得不償失。第二層次的動機,中共希冀透過這些違反國安的事由發揮殺雞儆猴之效,讓頻繁往來兩岸的人士知所進退且不敢輕舉妄動,擠牙膏式的報導方式讓外界更關注後續會否再爆出新事件,僅告外界不要介入中國內部事務。

如今看來,依照中共炮製的劇情,連台灣民眾接受政府委託撰寫報告,或是與國安單位有接觸的經驗,都可以算涉及情報間諜,還被誆稱觸犯了國家安全的相關規定,那未來應該會有更多強詞奪理的抓捕藉口,這恐怕是頻繁往來兩岸的國人必須小心為妙的地方。只是,過去以來,中國許多涉台研究的學者專家來訪台灣進行調研,行前必須獲得上級機關的同意,而且多數調研必需撰寫報告上繳給政府,如果按此慣例,台灣是否也可以「兵不厭詐」以「破獲台灣國家安全,製造社會秩序混亂」為由來對這些中國學者進行審訊或關押呢?

對照台灣的態度,以及兩岸政治體制的差異,便可知曉中共所羅織的台諜罪名與自己內部的政治情勢有關,大內宣除了可以提高社會的防諜意識,同時也表現出對台嚴懲反制的作風,尤其對習近平來說,如此高度左傾的涉台動作,正好是拴緊對台政策的安全閥。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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