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建設反思(六)比哭更好的懷念方式

  • 時間:2020-10-22 17:0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在寫前面一組文章的時候,一直有意識收束自己。一方面選擇內容時不要發散,盡量聚焦蒲韓合作社和梁中心,另一方面提醒自己,不要哭。

提到梁中心,一定會想到一位已經走遠的朋友,中心創辦人—劉相波(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劉老石,原因見圖)。相波2011年3月24日因車禍離世,剛過43歲生日。


劉老石,本名劉相波(圖:作者提供)

我2005年圍觀了梁中心首屆人才計劃培訓內容,結識相波。2008年512地震那一天我們正好在一起,我約了相關幾方(議事規則推廣袁天鵬、南塘合作社楊雲標、香港樂施會高天、梁中心劉相波)在北京合計議事規則進村的事,這一天啟動的合作我後來寫出《可操作的民主》。

地震之後我們都去了四川,相波比我到得早,主要參與救災,我比他走得遲。2011年3月我仍在四川,為因震受傷農村孩子服務的事情正在爬坡,似乎永遠都是在「最難的時候」。

他24日深夜過世,我25日一早看到消息,立即關電腦,不看、也不想。接著全天培訓,上午我有三個小時的主講。做完所有事情,傍晚大哭一場,打開電腦,刪除了他的郵箱號碼,從此之後,再也不會有人用這個郵箱聯繫我了。

此後屏蔽了所有與相波有關的紀念、徵文、研討信息。我沒有時間哭,有比哭更好的懷念方式、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005初識相波,記住兩個細節。一個是批評所有培訓中大行其道的「參與式」,一個是他那部老舊手機裡的短信。

相波先拿一個問題考我:怎麼樣才能讓豬上樹?——抬上去?不對!打上去?不可能!弄好吃的引上去?沒門兒!

到底怎麼辦呢?相波的答案:「在豬面前放一張大白紙,講參與式,豬一聽就竄上樹。」

我們都是各自行業的開創者,是外來工具使用者,也是反思者。參與式也好,公民社會理念也罷,還有與資助與之同來的項目表述思路活動設計邏輯,我們最早接觸這些泊來方式與理念,一邊使用一邊批評,也彼此批評。只是那時都沒有走通自己的路。

相波保留了一個已經退役的老手機,並會將手機裡一條長長的短信給人看。開頭一句是:「農民救了我!……」不管短期調研、支農還是一年期人才計劃,外人看去是關注三農問題回應社會需求,我們知道這也是在回應自己的需求,給生命中的「理想」尋一條生路。對很多人來說,投身社會事務,獲救的既是理想,也是自己。

相波有個經典演講《文化三十年》,幾個小標題就很能說明問題:積極向上的八十年代;打破底線的九十年代;走向絕望的二十一世紀……身在這樣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大學教育就是在為世界工廠製造工具,一邊講剩餘價值,一邊為資本和市場量身打造勞動工具,大學生普遍面臨理想破滅的痛苦與迷惘。

相波和梁中心在這樣一個恥言社會理想的消極自由主義時代,要為情懷和理想找出路,關注三農、關注腳下的土地、觸摸這片土地上的快樂與苦難。支農大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往往都是異類「孤獨者」,對未來迷惘。摘一段梁少雄的話:「現在高校這個環境使人太痛苦了,很多年輕人真的非常的困惑和迷茫,又沒有去尋找新的道路的可能……到鄉村去不是戴著道德光環要幫農民幹點啥事……反倒是我們自己成長了。」


為理想找出路,為自己、也為別人。 (圖:作者提供)

年輕人在這條追隨理想的道路上,收穫的不僅有成長,還有愛情,2009年青年公社舉辦了「第一屆新幸福主義集體婚禮」,有五對新人參加。這一年,在支農社團相識的少雄與雲燕已經成為戀人,並在2009年大四時一起成為人才計劃第六期學員,2010年畢業後雙雙進入梁中心成為工作人員,少雄所在的部門,就是人才計劃,相波已經在構畫第二次集體婚禮了。然而,車禍來了。

太多人以淚洗面,少雄不僅有眼淚,還有誓言:「二十年後,我一定要超過你,我要讓很多的青年人超過你!」

2013年,少雄成為人才計劃部門負責人;2015年,舉家遷往山西,人才計劃總部移師蒲韓合作社;在蒲韓又成立了專門的青年支持機構(永濟市青年公益服務中心)和社會企業(新註冊的農場叫「老石青農」)。

2012年,《可操作的民主》面世,發布會上,我請主辦方打印了相波的名牌,講到了他在我們這個行列裡的位置,但是沒有哭。

我們都在做為理想找出路的事,為自己、也為別人。都在探索中國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民間行動的工作方法,這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回應社會問題、從事民間行動的知識。相波推動的人才計劃、青年公社是,我所從事的殘障美術家推廣、志願服務自組織是,議事規則下鄉、《可操作的民主》也是。借用相波同事海英紀念文章中的一句話「還有比哭更好的懷念方式」作為本文標題,包括寫這樣的文章,同樣是。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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