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8 公田、私田三千年悲歡

  • 時間:2020-10-13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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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大同實驗在中國歷史上屢屢失敗,毛澤東的公社化大鍋飯騙局為什麼仍然得逞?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說到公田、私田,還得從西周時代說起:周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土地與人民在概念上屬於周天子朝廷,但由於層層分封,土地最終仍有部分屬於農民所有,傳說中的井田制,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田地是公地,由農民聯合替公家耕種,公田之外,多數屬於私田。

《詩‧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私田的歷史悠久

這句話非常有趣在哪裡?雨水怎麼可能偏袒公田,似乎雨水下到了公田,也惠及到我家私田。可能性是,雨在這裡是指水流,先流入到公田,然後流入到私田,公田與私田共用水流澆灌。還有一個有趣的用詞:公田與私田前面,都用了一個「我」,公田是我公田,私田也是我私。一個解釋應該是,公田分到了私人手中,由家庭負責耕種收穫,上交到公家,即主公家、君子家。

主公或君子家擁有被周王分封的田地,沒有或少有土地的農民就用勞動換土地,並負責部分公田的耕種。也因此,才有了《伐檀》中的哀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詩經‧魏風》)正是由於有公田也有私田,所以中國古代沒有其它國家那樣發達的奴隸制,而是通過在公田中付出勞動來獲得土地或私田的耕種權。

秦以後的歷史上既有君主將山林大川收歸國有,不允許農民開採利用,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用公地山林福祉百姓,西元前158年漢文帝下令,開放原來歸屬國家的所有山林川澤,准許私人開發利用。這既是道家無為而治的境界,也有儒家的德治仁政愛民思想。同在漢代,公天下的思想出現,戴聖編著的《禮記》寫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可見「公天下」、「天下大同」這種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在西方古希臘時代就有過相關討論,二千年前儒家思想亦做了非常具體的描述,如果說老子的理想國狀態是靠無為而治的話,儒家的公天下理想,卻要有強大的政府公權力干預,才能化私為公,廢止私有制,實現公天下之大同理想。

西漢之時的王莽(前45年-23年)建立短暫的新朝進行改革: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買賣。結果是天下災禍不斷,整個王朝破產。胡適認為他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明末李自成起義時,有主張「均田免糧」,問題是均田通過國家暴力也許可以做到,但免糧之後,政府靠什麼維繫?造反起義時,都是用極端的口號來蠱惑民眾,得到天下時,只會更加橫徵暴斂,到了近代,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宣佈一切土地和財富都屬於皇上帝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這種口號與毛澤東的公社化大鍋飯理念完全一致,社會主義大同實驗在中國歷史上屢屢失敗,這樣的騙局為什麼仍然得逞?

農民敲鑼打鼓送出土地

父親告訴我說,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但上級號召集體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有人誇張說,共產主義都到高河了(30里地距離),由於1949-1951年經歷了中共殘暴的鎮壓反革命分子,所以人們一邊幻想著共產主義吃大鍋飯不要錢的夢想,一邊卻恐懼著如果不跟著共產黨的共產風,後果不堪誰想。

在上級慫恿下,各地比賽著上交田地到集體,農民是敲鑼打鼓送出自己的土地,不僅送給本村民集體,還送給其它村莊的生產隊。為什麼會把得之不易的土地、田地送給外村生產隊呢?因為以前村民會到鄰村購買田地,看到要進入社會主義了,吃飯也不要錢了,田地多了也沒什麼意義,就送給外村莊了。我們家的山地送給了鄰村後,祖母的墓地也就葬在了鄰村的山地上了,鄰村村民將自留地開墾到了祖母墓地太近,父親只好去交涉。

大饑荒之後意識到田地仍然重要時,原先送出的田地己無法要回了。

毛早己計畫好的政治陰謀

毛澤東飽讀中國史書,完全知道王莽新政,更對李自成、洪秀全起義的土地制度瞭若指掌,他為什麼會將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夢想付出實施呢?連實驗都沒有,直接全國推廣。能給出的解釋只能是: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理想,毛認為可以像蘇聯搞集體農莊一樣去實踐,還有就是毛對當時時局的自信,對地主階級進行殘酷迫害之後,整個國家都被置於紅色恐怖之下,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改變他的思想實驗。

相關史料顯示在1950年6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政府可以分配土地,但不要發動群眾鬥爭。毛澤東則堅持通過組織農民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目的是在政治上也要徹底地打倒地主階級和孤立富農。而早在1948年毛就有指示將土改打擊對象定為人口百分之十,所以造成了數百萬地主被迫害死亡。對於土改死亡人數,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比較保守超過一百萬,更多的資料多超過二百萬。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讓農民把土地通過互助組、合作社交給了「集體」,中國農民從此永遠失去了土地私有權, 直到今天土地仍然屬於「集體」,農民無權買賣,決定權在政府與黨組織手中,而這也正是引發村莊土地衝突與地方政府腐敗之源。

中共的土改是一個陰謀,因為中共在戰爭年代向農民承諾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而通過人民公社化,則將農民土地收歸集體所有,而「集體」卻在黨組織村支書控制之下,農民實質上成為人民公社的奴隸,只能通過工分來換取口糧,而且要集體勞動集體吃飯,以政治口號實現了土地收歸黨國所有,因此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陰謀。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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