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5 家祭、家教,有奶奶的故事

  • 時間:2020-09-22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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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香燃起,感覺與先人們有了交流,內心升起一種敬畏與感恩之情。(示意圖: Guille Álvare)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從我記事的時間開始,每年過年的時候,父親都會帶著我去上墳,時間點要在立春之前,一般在除夕之前。現在回想到當時仍然是文革期間,村莊卻保留著祭祖的風俗不變,沒有被破四舊給破除,更沒有幹部群眾干預、舉報,證明我們當地整個風俗無法被政治運動改變。

除夕前家家戶戶多會備上臘肉、酒、紙、煙香,整個一竹筐,我小的時候是父親拎著,長大些就由我拎著,妹妹們多不會參與,女性不參與上墳與祭祖,也是傳統風俗的禁忌內容。用臘肉與酒的獻祭是非常古老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商朝,而煙香與紙錢,起源則相對較晚,紙錢就是用草紙做的,練習書法時也是用這種草紙,一刀為一單位,大概半斤重量,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特別是農村經濟有好轉之後,家祭時用紙錢量與煙香、鞭炮量也一年年增加,九十年代之後,還增加了清明祭,而這一時間的祭祖在七八十年代幾乎沒有。

家祭是一種家教

煙香燃起,伴隨著紙錢燃燒,燃放鞭炮,頓時就有了神聖的氣氛,感覺與先人們有了交流,內心升起一種敬畏與感恩之情,對祖宗負責,要光祖耀祖,不給祖上丟臉,家祭與家教因此連成一體,這是祭教合一。孔子所言的『慎終追遠』使民得教化,深刻的意義正在此。『宗教』的本義應該是通過祭祖來達到教化後代的目的,日本近代將宗教一詞用於翻譯西方的神教信仰(Religion),其實是一種誤用。

當家族共同的祠堂沒有了,村民們將家祭主要放在一年一度的上墳,祖先的故事也通過家祭而復活。養兒不僅為了防老,子孫繁衍更是為了香火綿延,如果逝去之後墳前沒有香火,被視為一種失敗。


祖先的故事通過家祭而復活。 (圖: Daria Rom)

「有奶奶」 一位國軍士兵的母親

到祖父墳上香,父親都會分出一些紙錢到鄰近的一處墳前點燃,父親說:這個是有奶奶的墳,她唯一的一個兒子當了壯丁成了國軍,名字叫吳福義,是你的叔輩。可憐的有奶奶,沒有兒孫給她燒香了,過年的時候在陰間沒有錢用,所以不僅父親會在上墳時給她分送些香火,家族其它人上墳時,也會如此,只要後人還記得這位有奶奶,她的香火就會不斷。

由於父親多次複述,我對有奶奶的故事記憶深刻。

這位可憐的母親,是我父親的叔嬸。一般唯一的兒子是不應該去當兵的,但可能是當時國軍情勢危急,強行讓一些適齡的年輕人去充軍,也就是被抓了壯丁。

獨子遭抓丁 有奶奶幸有族人祭祀

吳福義所在的部隊南遷可能是準備撤到臺灣,給母親寫來一封信,可憐的母親不識字,就讓識字的親友看,她因此知道了兒子的資訊。不久,信件丟失,兒子也從此沒有了消息,很快共產黨來了,蔣總統去了臺灣。母親一直找那封信,希望通過相關資訊能找到兒子,但眼睛都找瞎了,再也沒有找到那封信。

父親說,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兒子走失了,即便遠在天邊,只要娘在除夕夜裡爬到高處,對著星空對著遠方呼喊兒子的名字,兒子都能聽到。可憐的有奶奶,每年除夕夜裡,都會爬到房子屋頂上,對著天空呼喊自已兒子的名字。

吳福義,娘在喊你,你聽見了嗎?

多少次,想到這樣的情景,我都情不自禁的淚流不止。戰爭,從太平天國到北伐北洋、從抗日到國共內戰,百年時間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遭受了怎樣的戰火浩劫與磨難?能夠苟活的人們,都是奇跡。

國民黨抓壯丁與余英時先生的回憶

辭典裡「壯丁」一詞在中國大陸往往特指國民政府大陸時期參軍入伍的青壯年男子,兵荒馬亂之時,各地部隊為擴大兵力,亂抓甚至買賣壯丁現象多有發生,蔣介石為此嚴令各戰區:「嚴禁所部在戰區內招兵拉夫,一經查明,必以其直接上官違令是問。」但隨著戰爭的深入,兵員征補困難,軍隊強拉壯丁仍無法杜絕。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所征壯丁將近1200萬人。據1945年1月統計,全國兵員編制為324萬人,但缺額為69萬人。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部隊腐化程度已無以復加(相關資料資料維基百科均有連結)。

抓壯丁的故事,父親與村民多有提及,因為村莊有民諺:好鐵不打丁,好漢不當兵,所以年輕人都極力躲避被抓壯丁。當時駐安慶懷寧一帶駐守的國軍情形又是如何?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裡提供了有趣的資訊。余英時先生與我父親年齡相近,他年少時所寄居在故鄉潛山,與我們村莊之間相距也就二、三十公里,他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珍貴: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我才十三歲左右,並未見過杜營長,也未親見他為非作歹的劣跡,但是我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詳細,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忽然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狀子讓營長知道了,非常恐慌,以為有人要修理他,或給他仕途帶來影響,這也引發余家人的恐懼,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和平處理:杜營長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不過,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和我在一個晚上吃酒用餐,談話中順便考考我的詩文知識,最後他相信狀子是出於我之手,而我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我記得他臨走時還緊緊和我握手,表示願意和我成為忘年交之意。(《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出版)

從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裡可以看到,國民黨戰時的統治腐敗叢生,但不是中共後來宣傳的那樣極其不堪,對揭發問題的少年,施加了壓力,但最終的結局還是把酒言歡,總體上國軍官兵還是「講理」的一群人,傳統道義尚存,而我們小時候看的小人書裡的國軍官兵完全是一幫兵匪了,用宣傳與文藝作品來改寫歷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

想想余先生傳記中的那些國軍將士,還有不知征戰在哪裡、歸宿在哪裡的吳福義們,他們都是鮮活的個人,是父母的孩子,或是兒女的父親,在一場無妄的內戰中成為歷史的煙塵,但他們家人後續的故事與懷念,受到的傷害與心痛,卻永無絕期。

令人痛心的是,中共當年有蘇聯支持,所以一意通過內戰奪取大陸,現在仍然癡迷於天下一統的帝國觀,它將製造多少人間悲劇?中共統治集團最終能得到什麼呢?借用唐朝詩人陳陶的詩句: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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