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距離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國少年的民主實驗》後記

  • 時間:2020-06-11 15:4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當中國轟轟烈烈的展開強國進程的同時,另一個中國也靜悄悄地發生著很多變化。(圖:作者寇延丁提供)

編按:二0一六年夏天,一群來自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長期固定到邊遠地區擔任慈善志工的家長,帶著他們的孩子,總共十個少年,一同到貴州進行支邊公益行動。同行的還有一位議事規則專家,以及本文作者寇延丁。在五天活動時間裡,他們展開了一場民主實驗。寇延丁後來寫下整個經過,在台灣出書。本文為《世界距離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國少年的民主實驗》後記。

生生不息

二○一六年秋,我在旅途中完成草稿,從落地珠海,到九月初取道香港去臺北,大約兩週。事先網路搜索,在市郊小鎮找到一家最便宜的「七天快捷旅館」。寫作的過程乏善可陳,每天窩在房間,總是倏忽天堂倏忽地獄,前一秒覺得自己是天才,後一秒則是蠢材。每天雷打不動早晚跑步維持最基本的體力,也維持最基本的睡眠。我甚至記不起那個小鎮的名字,只記得為柏格理流了很多淚。

到香港後在長洲島住了兩天。同樣足不出戶窩在房間,早晚去海灘跑步,下水游泳,其中一個早晨小雨,照樣游了好一段。我本來就起早,那時不是旅遊旺季也不是週末,海灘常常只有我一個人。我初學游泳而且游得很爛,那是我僅有的海泳經歷,想想其實有些後怕,但是當時沒覺得。

在臺北每一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十月,出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時報),也出了《走》和《走著》(香港.開放)。這本書的初稿完成之後一直睡在電腦裡。

十一月重返香港麥理浩徑。與隊友一起完成「毅行」(香港最大規模及最主要的體育(長途健行)籌款活動,活動原名「毅行者」,自一九八一年首辦,九七年改名「樂詩毅行者」),是我的心願。二○一四年十月被抓毀我太多夢想,包括連續缺席香港毅行,二○一四,我在牢裡;二○一五,我取保候審畫地為牢。二○一六,一百公里山路,天哥一直走在我身邊。

那一程風雨交加,一位隊友高燒,但全隊四人完賽。我的狀況前所未有地差,牢獄之災和持續的抑鬱毀了我的健康和體力,根本是靠意志力頂下來的,還有天哥的那隻手。最難熬的是上坡路,天哥一直走在我身後,靠近山谷的那一側,每當坡太陡,我的身體向後仰的時候,天哥的一隻手就會托在我的腰上。一百公里,是一條很長的路,有很多坡,那隻手一直都在那裡。

這本書稿的修改也在旅途,用去我二○一六年最後的時光。我忘記了經歷的地方,依稀記得與柏格理有關的,寫下很多,時而對著異域風光,想一想「人為什麼活著」這類沒用的問題。最後定稿的時候,大多又刪掉了。從那以後,這本書稿一直睡在我的電腦裡,就是讀者諸君看到的樣子。

然後,重返臺灣,徒步萬里,開始自我療癒的修復行程。雖然一直自詡生命力堅韌就像打不死的小強,但我這次恢復曠日持久長達數年。朋友送我一句部落箴言:「你們愛說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我們不這樣,在哪裡跌倒了,就在哪裡躺下去。」感謝在臺灣的三年,容我躺夠了,又站起來。

這三年,身後的祖國,在轟轟烈烈的強國進程的同時,靜悄悄地發生著很多變化。前者註定載入史冊,後者悄無聲息,不為外人知。這個國家,一直如此。

兩次天安門事件、兩波改革開放、兩次香港佔領,以及沒有走向世界的SARS和走向世界的新冠肺炎,註定載入史冊,是耶非耶都塑造著中國形象,成也敗也都影響著這個世界。

還有另外一個中國,於無聲處,沒有驚雷。八九年六四之後天地封凍,九○年初代由環保公益開啟民間行動,我在邊遠小城與殘障美術家最初攜手,雖然彼時尚不知公民社會為何物。隨著互聯網的誕生,九○年代末「綠網」成為中國最早的網路環保組織,成為未來中國環境保護星星之火,當時二十多歲的天哥是發起人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戈友」開始了他們的公益行動,中國中產階級開始參與公共事務……說不清是春水回暖吸引了我們,還是我們最初的撥動溫暖一江冰封,總之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知道,這個古老的帝國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秋江水寒,也一樣。二○一四年十月不單是我被抓,是這個國家對民間公益人士第一次大抓捕。那時候,整個中國還沉浸在對四中全會和未來政治改革的期待中。那次抓捕牽連甚廣,「顛覆國家」這樣的通天罪名靜悄悄地落下,「七○九」隨之登場,冬天來了。(「七0九」又稱「七○九大抓補」或「七○九擴大抓捕維權律師事件」即二○一五年七月九日起,中國公安在多達二十三個省分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事件。部分人士下落不明)

我在這次劫難之前認識水哥,在上海的季風書園。季風創辦人嚴搏非是我敬重的前輩。後來季風易手歇業,二○一三新季風新裝試營第一次活動,是我的新書上海發佈會。搏非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正在忙碌的水哥,一身運動裝束年輕精幹,一絲疑慮油然而生:「這些中產行嗎?」

我不懷疑他們運作與經營的能力,要知道季風不單是一家書店此其一,二是所有的行動註定遇到有中國特色的問題,他們行嗎?我已走過二十年坎坷歷程,也算是飽經風雨的老骨頭。

貴州再見時我的劫難仍未結束,季風的劫難,尚未開始。新季風愈辦愈好,保留了老季風一貫的社會關懷、選書視角和人文活動,特別著力打造季風的公共文化空間,舉辦各類學術講座、人文講堂、讀書會、獨立紀錄片放映數百場。我不無樂觀地想,從八○年代嚴搏非那代人出版啟蒙艱難破冰,到九十年代我們這些草根行動者篳路藍縷,如今已是新世紀的新一代。我們的第一次活動頗有象徵意味:「行動改變生存」。

二○一六年水哥相邀,要我「再來上海、來季風辦活動」。我們都忘了好萊塢鐵律,在鬼故事裡是不可以許願的。但凡有了什麼約定,就一定會死於約定。

這一回,死的不是我也不是水哥,而是季風。

二○一七水哥接到了季風的死亡通知。一開始是常見的「場地到期」,上海不能沒有季風,他們試過續約和加租續約,不通之後又試過另覓新址,仍然不通。要的就是讓上海沒有季風,季風必死。

水哥和他的同伴們提前兩百八十三天通告了季風的死期,並開啟了告別回顧和一系列活動,我和我的書忝列其中與有榮焉。終當大限來臨,二○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們和讀者擠在被斷電的書店裡唱歌跳舞,送別季風。季風之死,不只勇敢,又從容又優美,像個戰士。

季風之死並不是完結,水哥被禁止從事任何商業行為,直到去國。

當我療癒創傷重回故土,故國已無季風、已無水哥。水哥正在美國 American University公共事務學院讀政治學,他跟我說,自己是個幸運的人,還跟我說,他會回來。那好,我就在這塊土地上耕田釀酒,等你回來。

我在臺灣度過了五十幾年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這本書稿一直睡在我的電腦裡,直到二○一九得遇惠菁。離別前相約:「五月回來做新書發布,不見不散」。鬼故事裡是不可以許願的呀,這一次,死去的不是我的書也不是我,而是天哥。

天哥不是死於橫行全球的肺炎,而是死在一個九歲孩子的手裡:他的兒子。

作為多年的毅行搭檔、議事規則搭檔、展望未來搭檔兼吐槽搭檔,這些年來,我親歷了N多個他親手發起的機構的出生與死去,也習慣了天哥的死去活來。

聽他恨恨「活該!中國人就是不適合民主」,我已處變不驚,但如果他不僅恨恨,而且辭職+「然並卵」,那就說明,天哥又死過一回,一般是被他自己殺死的,再準確一點,是被他自己理想破滅殺死的——「然並卵」是網路用語,說全了是:「然而,並沒有卵用。」

我們出現在柏格理小道營隊的時候他剛辭職,辭去的是國內著名環保基金會的副祕書長,再早之前任職某著名國際扶貧機構。估計這是天哥最後一次辭職,應該再也不會去任何機構擔任任何職務了。讓我意外的是,他把自己「議事規則推廣教練」這一個人身分也一併辭掉。

十幾年了,在天哥辭職就職生生死死的經歷裡,一直保留了這個個人身分,不管是做環保還是做公民教育,從具體專案到網路支援,從扶貧救災到民間組織能力支援,穿越很多「然並卵」之後,如此結論:「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公民個體,而公民的養成又要從小開始、回歸到家庭,那我就做家庭議事規則教練,做針對家長和孩子的課程。」

天哥開發的家庭親子議事規則課程,接受度和前景也還不錯。「然,並卵,我卻敗給了自己的兒子。」

天哥這一次死得頗為決絕,辭職當天就開始了網約車司機生涯,讓我想到一百年前北京城裡的黃包車夫駱駝祥子。

我沒有勸他。問世間情為何物,若不是愛之真切,何至於傷到如此沉痛,被黃口小兒一擊致命。這些年一起走過那麼多高高低低,已經習慣了天哥恨愛交加生生死死的人生節奏,我不擔心這條小命、也不擔心他爬不起來。不過,這次摔得比較重,他有權利躺下。

為配合出版進程,我向參加營隊的全體成員發出賜稿邀約,孩子們回應寥寥,天哥惜墨如金只給我一聲歎息,交作業模範生是課業繁重的水哥。當我把自己的邀約、水哥的回覆,和孩子的回覆放在一起,不禁啞然失笑。孩子中規中矩少年老成,反倒是我和水哥,如此中二。

災難不期而至,阻斷了太多,我與我的書,只能天各一方。感謝惠菁、感謝衛城,能夠讓這個四年前的行動故事,在這個特殊的時刻面世。讓我們在一起面對劫難的同時,一起思考:這世界會好嗎?除了黃禍與肺炎,中國還能給這個世界什麼?中國有沒有可能變好?

感謝衛城,將中國的這樣一個面向,呈現於斯。感謝讀書共和國,感謝臺灣的出版,感謝臺灣。

(本文為寇延丁著作《世界距離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國少年的民主實驗》後記,2020年衛城出版。)

作者:寇延丁 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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