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協與反共戰鬥文藝

  • 播出時間: 2019-11-14 08:15
  • 主講向陽
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中形容這些反共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0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

1950年代,在台灣文學史上通稱為「反共文學」或「戰鬥文藝」的年代,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則是因為戒嚴令的頒布而進入了「白色恐怖」統治的年代。國民黨於1949年撤退來台之後,鑒於在中國的失敗,以威權統治的方式,透過戒嚴體制,控制言論與思想的自由,並且大力掃除所有可能的紅色思想和左翼力量。在如此肅殺的年代中,配合著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開始介入文學、藝術領域,要求文藝界必須以反共、戰鬥文藝為題材,配合國民黨的反共國策,以仇匪恨匪的心態進行書寫,這就是「反共戰鬥文藝」興起的背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0年代產生了不少「反共八股」文學,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中形容這些反共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說的就是這個階段台灣文學的狀態。「白色而荒涼」,同時也指向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所造成的台灣文學的「荒涼」。

國民黨的這個政策,建立在失敗的經驗上,從而發展出了以「三民主義與文藝之必然關係」為基礎的文藝政策。擬訂這個政策的人,是張道藩,他其實早於1943年毛澤東提出延安文藝會談的講話之後,就在當年9月出版的《文化先鋒》創刊號上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針對中共的文藝政策,提出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為基礎的文藝政策,主張「六不」、「五要」(「六不」,是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的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五要」,是要創造民族文藝,要為最苦痛的平民而寫作,要以民族立場而寫作,要從理智裡產生作品,要用現實的形式),而奠定了所謂「三民主義文藝」論述基礎。

國民黨來台後,張道藩的這一個文藝政策思維,獲得了蔣介石的支持,並因此發展出了「反共戰鬥文藝」的文藝政策。為了執行這個政策,首先需要一個組織,因而有了「中國文藝協會」的誕生。1950年5月4日,中國文藝協會(簡稱「文協」)在台北成立,並發表宣言,強調「以促進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為宗旨」,表示「我們(文藝協會)幸運地作了(台灣)這座燈塔的守護者,要為它燃起永不熄滅的火炬,……這是我們在艱苦的反共抗俄戰爭中神聖的任務」。從此,文協便成為1950年代領導並且控制台灣文壇的主要機構。配合著同樣由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透過給予獎金的方式,鼓勵反共文藝的創作,以及《文藝創作》月刊的發行,刊登「忠於國家民族之文藝戰士心血的結晶」,一時之間,文協乃成為1950年代推動反共戰鬥文藝的大本營。

張道藩及其領導的文協,基本上是作為國民黨政策落實在文藝領域的執行者和宣傳者。1953年11月1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七屆三中全會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之後,文協立即跟進,張道藩也跟著於1954年發表〈三民主義文藝論〉,擁護蔣介石的政策,強調要以「三民主義文藝」對抗中共的工農兵文藝;並進一步落實蔣介石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所強調的「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的號召。

同年8月,文協特別成立了「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由陳紀瀅、王平陵、陳雪屏、任卓宣、蘇雪林、王集叢等人組成。同月9日,文協發表〈自由中國各界為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厲行除三害宣言〉,將文藝創作中「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視為「三害」,嚴厲撻伐,隨後就有十家雜誌遭到停刊。跟著是同年11月5日,內政部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刊載事項」九項,通稱「九項禁例」,展開了對出版品及新聞自由的多項箝制,禁書政策也就此展開。所謂「文化清潔運動」,名為「清潔」,實為「肅清」,頓時使得台灣文壇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情境。

消極地肅清文壇之外,1955年春,蔣介石正式提出「戰鬥文藝」的口號,確定了此後文藝發展的大方向,這是反共文藝的另一個轉折。從此之後,反共與戰鬥結為一體,「帶給文藝以戰鬥的任務」的文藝政策,也導致了1950年代台灣文學的八股化。

同時,這也導致了張道藩與文協的影響力的中衰。1956年7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經費遭到國民黨政府取消,張道藩備感無力,乃於同年向國民黨中央請求解散文獎會,文協的機關刊物《文藝創作》因而停刊。張道藩在文藝界的影響力從此式微,文藝政策轉由當時掌控軍方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所操控,曾在1950年提倡「文藝到軍中去」的蔣經國從此主導「戰鬥文藝」的方向與內容,而台灣文壇相當特殊的「軍中作家」也由此崛起,成為文壇的另一股勢力。

不過,1950年代國民黨的「反共戰鬥文藝」政策,雖是主流,但也不全然被文壇所接受。夏濟安是個例子,1956年9月20日,當「戰鬥文藝」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主張:「我們雖身處於戰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明顯針對「戰鬥文藝」的「動亂」而發;又如胡適,1958年應中國文藝協會之邀演講,竟大談「人的文學」及「自由的文學」,主張「要有點兒人氣,有點兒人格,要有人味兒」;「不能由政府來輔導,更不能由政府來指導。……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用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來創作」。

文學不是政治的附庸,不能由政府來領導,1950年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的國策,文學標誌了白色恐怖統治的無所不在,也斲傷了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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