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突破期─非台大部分

  • 播出時間: 2019-11-13 08:15
  • 主講晏山農
由鄧丕雲所著《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上週節目已經提到八0年代學運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突破期」,期間是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首先提到的是台大部分,從鹿港反杜邦到成立「自由之愛」,這個星期要繼續談非台大部分,主要是從「大革會」到「民學聯」的經過。

        突破期的期間剛好是社會解嚴、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所以台灣的大學不管是政大、台大、高醫、輔大、北醫、中興法商、中央、東海、逢甲、成大、東吳、中原,無論大小,都有學運產生。而因為有學運,所以就有共同的想法慢慢出現,當時主要是透過一個「共同生活營」,這是由之前提過的台大學運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現今台聯主席劉一德所舉辦,他當時已經畢業開始從事工運,成立了《南北通訊》,許多非台大系統的學運團體就組織了各種營隊。

        1987年7月2日到4日,他們在高雄大寮舉行生活營,就決定開始籌組一個跨校團體叫「大革會」(大學法改革促進會),該年7月16日成立籌備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後正式成立。一直到1988年2月28日宣布解散,改組成「民學聯」(民主學生聯盟)。

「大革會」成立前後7個半月時間,主要針對大學法的改進,而就「大革會」的性質而言,第一、是採取身份制,也就是只有學生才能參與;第二、是採取社團制,所以沒有個人會員,都是屬於校園的社團成員;第三、是採取議題性加盟,有自主行動權,但涉及大學法議題時,必須集體行動;第四、是採取民主集中制,所以設立一個主席團,主席團成員有五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已經就讀東吳社會系,而之前是輔大「文化社」和「創造社」成員的曾昭明,其他還包括周家齊、陳俊生、陶宗瑋與黃國城。但是因為主席團成員散居各地,無法南北奔波,不容易召開主席團會議,於是活動也逐漸減少。

「大革會」除了內部聯繫之外,也從事各種抗爭活動,包括:有關大學法的行動、以及支援各校園的抗爭行動,但仍以大學法的行為最多,也針對大學法進行各種傳單的散播。而有關社會參與方面,主要有兩件:一是參與林正杰狂飆一週年的社會運動說明會;一件是在1987年9月9日,到嘉義參與原住民所發起的抗議吳鳳神話,批判漢族沙文主義活動。但是1987年7月開始,國民黨開始在立法院主導大學法修法,使得外面的學生社團無法再採取主動,於是慢慢「大革會」也進入停滯狀況,導致1988年2月28日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後,決定解散成立「民學聯」。

之前談到,「大革會」是採取民主集中制,但是因為散居各地,不容易時常聚會,因此,到了「民學聯」時代,就採取區域制,也是對「大革會」組織的一種反省,降低組織成本,增加組織彈性。另外,也因為大學法的修法已經由執政黨採取主導,所以也把方向轉移擴大到整個社會議題的參與,這也是「民學聯」與「大革會」不一樣的地方。此外,到了1987年年底,社會運動到達一個高峰,農運開始興起,學生投入也越來越普遍。

除了「民學聯」之外,台大的學運傳統原本就比其他學校強,到了1987年9月「自由之愛」重新復出後,也開始尋求新的學運整合,一個所謂「編研會」(學生刊物編輯研習會)的嚐試就開始進行。在這樣的過程中,以台大為主的社團,在1987-1988年舉行了好幾次研討會,到了1988年4月17日於台中東海大學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的時候,台大與輔大成員針對議題發生爭執,主要是針對教科文預算的國會衝突,台大認為這凸顯國會結構的不合理,於是想把議題推到「國會全面改選」;而以輔大為主的「民學聯」系統則認為,運動的議題還是應該停留在「教科文預算違憲」上,於是導致雙方無法繼續合作。

等到1988年5月4日,雙方正式衝突後,台灣的學運就演變為雙元領導,一個是以台大為主,沿著「編研會」的脈絡,從事國會全面改選的活動;另一條則是以輔大為主,沿著「民學聯」的脈絡,以教科文預算的活動為主。

當時兩股人馬的差異性,被認為有許多的分裂,譬如:台大VS民學聯;台大VS非台大;左派VS右派;草根VS精英…等。種種的標籤,都是兩股學運系統曾經有的分別,但其實就當時的社會脈絡來看,學運之所以無法整合有兩個因素:一是、道德性和理想性過高,因此常用道德性的標準衡量對方,只要有點妥協就認為違反學運初衷,這也導致了第二個因素─溝通不良。雖然有一個平台,但是這樣的平台也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是用來策略運用而非用來整合運動能量。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難免互不信任,衝突也因此發生。

有關1988年5月4日的衝突,就是當天以「民學聯」為主的團體前去抗爭,但是他們打出的名號不是各大學的社團,而是打出學校名稱,當打出「台大」名稱時,以「自由之愛」為主的台大系統心生不滿,發表聲明反對,導致雙方無法再進行溝通。而這個事件也是影響台灣學運發展很重要的一件事,它是學運興起之後,為尋求一個共同方向,使學運可以成為獨立於社會力量的行動,但因為團體認同感的差異,而無法整合成功。從此之後,八0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變成各自為政,走向派系化。

再進一步針對「五四衝突事件」組織和路線的差異來分析,在如何擴大組織網絡而不再限於地下社團,雙方有差異;在既有的組織網絡下如何繼續運作,雙方的認知也有差異。以「民學聯」為主的成員比較傾向第二個,也就是在既有的網絡下重新運作,而以台大為主的力量則傾向於如何擴大組織網絡,「編研會」想用整合學運,憑籍著國會改造的運動方向全面推展。就因為雙方無法溝通,導致互不信任,八0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走向派系化。使得1990年三月學運,雙方並非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合作,導致三月學運紛擾非常多。

而在運動路線上,由於大學法失去主動,必須另外尋找運動方向,台大「編研會」希望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而「民學聯」則希望發展更多的社會議題、社會參與。變成「編研會」等於國會全面改選、等於資產階級民主、等於右派;另一方面「民學聯」等於社會實踐、等於關心弱勢、等於左派的刻板印象就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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