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輝、郭秋生提倡台灣話文

  • 播出時間: 2019-10-17 08:15
  • 主講向陽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發表於《伍人報》,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張我軍引進中國五四運動中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論點,對台灣的舊文學界發動革命性的批判,使得台灣新文學有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張我軍顯然深受胡適和陳獨秀的影響,希望藉此讓白話文學在台灣取得正當性;而他主張的白話文,是中國話的白話文,並非台灣的白話文,這又促成了進入1930年代之後,台灣新文學界的另一個論爭,以及從「白話」衍生出來的「台灣話文運動」。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根據王詩琅的說法,從1920年到1933年間,台灣文壇「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改革運動,有的提倡白話文、有的提倡羅馬字、有的提倡台灣話文、甚至也有人提倡過世界語,各人的主張都不一致」。正是如此,在台灣新文學史上,1920年代出現張我軍的主張,點燃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到了1930年代,則出現了另一個大規模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張我軍基本上仍主張以中國新的白話文作為效法對象,「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話」,但到了1930年出現的黃石輝和郭秋生則進一步主張使用台灣話來作詩作文,這是與張我軍的主張截然不同的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思考。

 黃石輝、郭秋生推動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其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深沈的語言策略。關於時代背景,葉石濤曾指出「殖民地台灣的現實狀況」與張我軍的論述其實「背道而馳」,因為台灣作家若以日本語文傳播知識,違背民族意識;用傳統古文作為溝通意志的工具,又行不通;而張我軍倡導的「白話文」又只是「文」而不是「話」,因而形成了「台灣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

 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語言是文化的表徵,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當1924年張我軍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的同時,台灣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連溫卿已在他寫的〈言語之社會的性質〉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他說:「話雖是人說的,然人們是被話那個東西的意義束縛支配著」,因此「言語是從每日生活上生出來的,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打外國來的」,「不論經濟上,也是政治上有什麼干係,我們台灣人需要改造我們的台灣話,以應社會生活上的要求」。連溫卿的這個看法,已經進步到提出了語言與意識型態的關聯,說明了連溫卿的進步性。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概念的提出,首先是鄭坤五,接著是黃石輝、郭秋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提出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論述之前,台灣話的問題(語言的以及表述的)就已受到注意,蔡培火的羅馬字運動、連溫卿的台灣話文法之議之外,備受張我軍批判的舊詩人,也已有連橫(連雅堂)為台灣話從事「救亡圖存」的工作。

1929年,連雅堂在《台灣民報》先後發表〈台語整理之頭緒〉、〈台語整理之責任〉等文章,自責「余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語之字,且不能明台語之義,余深自愧」,「然而余台灣人也,雖知其難,而未敢以為難」,「余懼夫台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則余之責乃婁大矣」,所以連氏「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

 從蔡培火主張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到連溫卿提出台灣語改革的見解,再到連雅堂由中國古籍尋求台灣話的「語典」。這一連串發生於1920年代年代台灣的台語文字化工程,顯示出了當時台灣文學、文化界共同的「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並肇生了其背後更深沈的「台灣」意識型態的建構。

 這樣的背景,促成了1930年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這一年的8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唱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黃石輝在這篇文章中強調: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櫞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

黃石輝以這種「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強調了台灣相對於日本與中國的不同「經驗」、「語言」,作為「台灣的文學」的論述基礎,主張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

 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黃石輝於是又在台中《台灣新聞》(1931年 7月24日)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討論鄉土文學的功用,台灣話的描寫問題和文字問題、讀音的問題、基礎問題,重申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並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

 更值得注意的是,黃石輝也提出「文學能激發感動勞苦大眾」,語言不能使用統治者的語言(日語)、不能採用封建階級的語言(中國古漢文),也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份子的語言(中國白話文),一定要用勞苦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這個主張反映了階級的差異,也與黃石輝及《伍人報》的特殊性,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伍人報》被歸類為「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支,是台灣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圖謀策畫的文藝雜誌,黃石輝也是其中一員。《伍人報》創刊後,屢受日本當局禁刊,乃是「台灣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先驅」。

由此可知,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初起,具有台灣本土意識型態(語言的)及馬克思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政治的)雙重意圖。台灣的左翼文學家透過台灣話文的強調,不僅進行著與舊社會的舊中國文化進行霸權爭奪,也透過台灣話文與統治階級知識階級語言(日本話文、中國話文)進行鬥爭,因而建構了「鄉土文學」這個意識型態基模。用黃石輝的話來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

呼應黃石輝的,是郭秋生和他主編的《南音》。1931年7月7日,郭在《台灣新聞》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最重要的主張就在強調「特殊環境的台灣人」。

 郭秋生對於日本統治當局的「同化主義」持反對態度,因為日本差別教育的結果造成了台灣的文盲特多,為了「醫治台灣的文盲」,他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

 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題〈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續篇,「對建設方面饒舌饒舌」。在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黃石輝的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認為若要「有實質的效力」,應該從歌謠與現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礎工作」。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是他針對部份「台灣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做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並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其實已經觸及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傳播的核心議題,那就是以台灣話作為台灣文學的自足語言,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語言的與意識型態的)台灣文學。這樣的論見,居然萌生於六十年前三○年代的台灣,我們從而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從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看出台灣文學主體的先覺者。

黃石輝和郭秋生兩人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建設」論述既出,一時蔚為討論風潮,加入論戰者日多,論戰時間長達兩年。總的來看,以台灣話做為台灣文學的語言,表現台灣人與台灣社會的台灣話文運動,以具有相當鮮明的台灣主體意識。

 不過,台灣話文運動最後終因1937年日本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以及隨後中日戰爭的爆發而中輟,以漢文作為主要表述工具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台灣新文學創作,遭受日本國家機器的全面壓制,而無以持續,直到1970年代之後才重新起步;直到1980年代後,這個主張才在「台語文學」的名目下有了延續。

 只有正確認識這個歷史事實,我們才可能了解台灣新文學的複雜紋路,從1920到1930年代,短短十多年間,從初期的「日用文」鼓吹,到張我軍的「白話文」革命論,再到黃石輝、郭秋生的「台灣話文」主張,日治時期殖民地的台灣作家苦心積慮,尋求「集體的社會理解」的努力,不但豐富了台灣新文學的內涵,也奠定了台灣社會想像共同體的基礎。

 感謝你的收聽,下個禮拜我將介紹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組合「台灣文藝聯盟」,探看日本統治下台灣作家的首次集結,和他們如何抗拒日本文化霸權。歡迎你繼續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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