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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0「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下)

  • 時間:2021-07-28 17:10
  • 新聞引據: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0「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下)
1989.6.9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顯示大局已定。(圖:六四檔案)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部長不合作、所長辭職

整肅從上而下,時任文化部部長並兼任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的是著名作家王蒙,他稱病不去慰問戒嚴部隊,顯然是一種政治不合作,他因此贏得了人們的敬意。一般情況下,文化部長兼任中宣部副部長,以保證文化部從屬於中宣部,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王蒙能出任文化部長顯然是胡趙時期政治開明的體現。

1989年9月10日,楊尚昆發布第1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1989年9月4日的決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長職務」。

整肅過程中,一些深度參與學潮的部委機關幹部被調離工作崗位,我認識的一位副處長調離文化部機關後進入到我們研究院,這應該是很輕的一種處分了,而我院戲劇研究所所長(副局級)蘇國榮先生辭去所長職務,在一次廣場示威活動中,他手持喇叭高呼要自由民主,甚至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直到嗓子嘶啞。他離職後受到學界尊重,各種學術課題與會議仍然是重要參與者,研究生部地一位團委書記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因為他在戒嚴之後仍然上街示威,而且是一位組織者。

文化部內部對直接參加民運示威者進行清理,讓他們離開部委機關,對黨員幹部更為嚴厲,戒嚴之後上街是一條紅線,有一位機關工作人員因為隨手在單位黑板上寫「打倒李鵬」,被下放到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文化部系統對黨員幹部的訓誡是在西山八大處附近包下幹休所,也是一種帶有休閑式的傳達文件,每個人寫一份說明或檢查過關。

一位在此接受培訓的學者告訴我說,傍晚散步到八大處附近一座山邊,發現幾排草草安葬的新墳,墓碑上的時間顯示多是七零後出生的少年,去世的時間都是六四前後。我們共同想到的是,這些十多歲的京郊孩子,都是六三當晚或六四之後被中共進城部隊槍殺的,由於上街者一律被視為暴徒,所以家屬也不敢聲張,家長們只能悄悄將孩子埋在附近山邊。

單位裡波瀾不驚

當時我們研究院的常務副院長是著名紅學家李希凡,在民運之時他是支持或同情學生的,但在上級指令要求他表態時,要麽他選擇與王蒙一樣病退,要麽只能跟風表態,從一篇記錄文化界向六四後向中共投誠的名單看,他是選擇了後者,這是他個人的污點,但他當時他沒有對參與民運的學生與研究人員進行嚴厲追究,這是應該受到稱道的地方。

分管研究生部的是一位薛姓副院長,也是從本院畢業的戲劇專家,他與研究生部領導召集回校的學生開會,並沒有嚴厲指責我們參與民運,而是說要吸取教訓,更多的時間要用於學習與研究,他沒有說學潮是動亂,也沒有說是精神污染或自由化思潮導致了學潮,而是強調要對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並宣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一是到中國電影資料館看一系列經典電影,許多經典老片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得以欣賞,二是到北戴河修整,讓同學們感受祖國山海壯偉,這些哪裡是對我們進行「教訓」,完全是一種精神撫慰,這顯然不是黨和政府安排的「關懷」,而是體制內一些領導良知尚存,是單位共同體的內部關照與同情。

我們研究生部師生幾十人到達北戴河,沒想到中共高層在這個時間段也前往北戴河休假,靠近他們度假的核心區域基本處於戒嚴狀態,著名景點蓮峰山公園是中共高官別墅的後山,山道上每一段距離就有持槍士兵站崗,隨處戒嚴也說明他們心虛,對著站崗的士兵我調侃地問,你們到底是在替誰站崗?那些人真的是在為人民服務嗎?這些可憐的士兵像木偶一樣,沒有任何表情與回應。

文化界不堪的另一面

中共高層因趙紫陽被廢黜,所以極左力量左右了政局,藝術研究院這樣的部委研究機構因為屬於基層,所以更多的是自保狀態,部委機關的兩面性表現得最為充分,一些人搖尾投誠,一些人明哲保身,更多的人是沈默的大多數。

畢業後我在科研處短暫工作時,因找尋資料而搬動一處紙箱子,發現裡面全是黨員與研究員的交待與自我檢查,好奇心驅使我想打開細看時被領導發現,嚴辭厲色地告訴我,不允許打開。儘管這些材料多是應付上級要求,如果保留下來將來公開,也是一份重要的資料。

馬千卒撰寫的《八九「六四鎮壓」前後文化知識界精英的表現》(參見2012年5月31日「民主中國」),使我看到了文化界與文化部不堪的一面:

地處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自6月3日起進駐戒嚴部隊,文化部下令接待。6月3日晚至4日淩晨,戒嚴部隊奉命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文化部管理的博物館負責人及近30名黨政、保衛、後勤值班人員,立即行動起來,騰調出館內所有能住的大廳、走廊、辦公室、為部隊安排宿地和指揮用房。用電爐為戒嚴部隊士兵和傷員趕燒開水。在北京交通受阻的日子裡,戒嚴部隊在館內一日三餐全靠壓縮餅乾和方便麵充饑。

「六四屠殺」後,北京不少文化界的知識菁英和文化部副部長紛紛出面慰問戒嚴部隊,比如文化部的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副部長王濟夫、英若誠、劉德有和黨組成員徐文伯等官員紛紛表態支持屠殺學生的戒嚴部隊。

儘管這些文化部高官一些是同情與支持民運,其言行可能迫於政治壓力,但他們的表態仍然是他們生命中的污點,正是他們政治跟風,才使鄧小平集團繼續有了統治的可持續性或所謂的「合法性」。

 延伸閱讀 

吳祚來自述 29「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上)
吳祚來自述28 「八九六四」之後的主流民意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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