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觀點：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根本問題是農民素質跟不上去，所以民主選舉要一步一步從鄉村開始，然後是縣市級民主。
這曾是主流社會甚至大陸精英們的共識，當我回憶起鄉村社會的細節，驀然發現是中國的村莊，而非中國的城市或京城更具民主精神與共和狀態，甚至個人自由意誌的體現，村莊更勝過城市。
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是一次民主契約行為，所以是一次偉大的光榮革命。而當時的另一個「村莊」中南海，既無民主也不守契約精神，它是被村莊牽引著恢複常識，中國才有了一次經濟轉型。
村民議事與村莊「小民主」
大約在1974年夏秋之季，這是我至今記憶清晰的一次村民會議。
村里一位在縣城當股長的查姓叔輩，認真地在談村里的人口與土地，大意是說，人口日益增多，土地正無法保證村民糧食供給，長此下去，將會是怎樣的後果。
我感受到父輩們的焦慮，問題很嚴重，但似乎無解，查股長似乎在提醒村民，控制生育或者開墾田地。
後來，村里確實在坡地上開墾了稻田，但問題仍然無解，直到文革結束，分田到戶，市場經濟，解決了農村資源嚴重匱乏問題。
思考村莊的「民主」問題，其實是多層面的，村莊內部的村規民約，選舉生產隊長，村民們都有決定權，村民會議的決定權還包括男女工分計分，青少年何時可以參加勞動，糧食如何按工分分配，山林資源的利用，等等，事無巨細，基本都由村民眾議決定，即便沒有全部村民參與，制定出來的決策，基本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意願。
農民對土地的主權與民主
村莊這樣的小共同體，非常自然地形成了民主與共和機制，規約精神與道德感並存。一些村莊有成文的鄉村規約，而沒有成文規約的鄉村，人們也能依據道德規則與村民共識來規範自己行為。
對村莊歷史瞬間的記憶，我若有所悟：村莊有自己的民主或議會，那些認為中國農民愚昧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觀念，完全是無視民間現實；其次，有些問題村民是無解的，因為封閉的公社化，任何村莊與村民都無法解決人口增長與田地有限的矛盾，只有開放的農村與市場，才有可能解決。
國家對村莊自由的公然剝奪，一次是秦朝，編戶齊民與連坐制度，鄰里之間揭發使人人自畏；另一次就是中共建政之後，村民們不僅生活生產自由度被公然剝奪，土地主權也因此喪失，這是繼周朝的井田制之後，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農民土地主權第一次被國家收歸集體所有，在異族統治的元朝與清朝，土地主要都在村莊農民手中。而土地主權是村民的生命主權，正是它的喪失，隨之就有了五十年代末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而到了七十年代由於人口的增長，大量的村莊村民糧食無法自給，逃荒要飯成為必然。
小崗村的「光榮革命」
我們小村莊的會議，並沒有引發大變局，頂多只是多開墾了幾畝田地，因為村民們畢竟還有一些自留地，衣食暫且可以維持。
而在我們安徽的北方，一次村民「民主會議」卻可比所謂的粉碎四人幫一樣的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當代社會進程。
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鳳陽縣小崗村的村民嚴立華家裡「密會」，18位村民擠在一間土墻屋裡。29歲的嚴宏昌初中畢業，他負責將大家的討論內容起草成了一份「盟誓」：「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我們幹部作（坐）牢割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因為是秘密盟誓，所以簽名顯得悲壯：帶頭人嚴宏昌的名字簽在最上面，下面挨個是關延珠、關友德、嚴立富等人的名字。不會寫字的，由嚴宏昌代寫，讓他們本人在自己名字上按手印。
正是這張按滿紅手印的「托孤」契約，改變了中國億萬農民與中國的命運，回想起來是一件多麽荒誕的事情，數千年土地主權都在農民自己手中，卻被中共收歸集體所有，農民們冒著違法的風險將自己的土地分包給各家各戶，居然可以影響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歷史進程。
只要將田地歸自家耕種，就不用餓肚子和出去討飯了。分田到戶前的的小崗村，吃糧靠供應，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為了生存，許多人秋收之後不得不去討飯。
小崗村民分田到戶，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村莊民主」與契約行為，不僅有民主眾議，還有文字契約，如果領頭人因此繫獄，其它村民要包養這些受害者的家人，通過契約來體現人道關懷。
村莊恢複了常識，生活有了著落，國家跟著村莊恢複了常識，社會因此走向正常。
這份契約還原後存在大陸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它實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民主憲章，中國的改革是村莊被農民迫害啟動的，而非所謂的鄧小平策劃的宏偉藍圖。
延伸閱讀
從未終結的苦難》13 鬼神與村莊敬畏
從未終結的苦難》14 村莊信仰與民間善意
從未終結的苦難》15 村莊中的善意與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