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劫持我,愛與恨的語言—漫步「猪飼野」

  • 時間:2020-10-31 10:2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鶴橋遺跡公園(資料照/Kansai explorer,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0)

(一)大阪.鶴橋.猪飼野

秋,漸深。看錶,才不到六點,昏黃的黑暗竟如老年斑,驟地,就涌上來。

JR「鶴橋」,兩個大字,映入眼簾。多久,沒在這個驛站駐足了?其實它就在大阪市內,JR環狀線的肚臍眼上。

朝鮮燒烤味和辣白菜味,撲鼻而來。

打短工的小夥子就堵在改札口劫客,塞我一張紅綠鑲邊的優惠券。「喏,那家」,手指一下,轉身去劫下班族大叔。

隔著斑駁的玻璃窗,看得見那家庶民式的燒烤店己薄煙繚繞。

終究,不好意思一個人混進去大塊朵肉,就在換近鐵線的左拐彎的攤子上買了一張熱什錦煎菜餅,和著北風邊啃邊向一個曾經名叫「猪飼野(Ikaino)」的地方踱去。

上次來這一帶,還是2004年,同在日朝鮮詩人金時鐘先生、詩評家倉橋健一先生等人。

十六年的光陰,足夠帶走老狗的一生。

(二)抵抗被剝奪的地名—《猪飼野詩集》

消失了。那條街。
原本不動、原封不動地。
消失的,那條街。
電車,盡可能地,馳向遠方。
只有火葬場,就在彼處。
安置的,那條街。

1978年(昭和53年),金時鐘的敘事詩集《猪飼野詩集》這樣開頭。


在日朝鮮詩人金時鐘(Gim Sijong)先生。(作者提供)

詩名的「猪飼野」曾是一個地名,跨大阪的東城區與生野區,平野川舊河道右岸一帶。遠從五世紀起,或者更早,就有很多來自朝鮮半島的「渡來人」或為躲避戰亂、或為討生活遷移到倭國居住。「渡來人」帶來農業文明的養豬習慣,這一帶被稱為「猪甘津」,後來被稱為「猪飼野」。

據《日本書記》記載,日本最古老的猪甘津橋曾架在「百濟川」上。(今天的平野川)到江戶時代,因白鶴棲息此地而被稱為「鶴橋」。1910年「日韓合併」以後,尤其是大正時代,大阪至濟州島之間定期航船「君之代」就航以來,大量來自朝鮮半島僑民成為當地新興工業勞動力的主要來源。「百濟川」改修工程時,以濟州島為主的更多的朝鮮僑民聚居此地,「鶴橋」也成為在日朝鮮人城的代名詞。

「猪飼野」這一地名己在這首詩寫成的五年前,即經濟高度成長時期的1973年由於地區合併而消失。據說「猪飼野」這個地名太土,賣不起價,更有人權衛士視為對朝鮮民族的歧視。

但金時鐘卻對「猪飼野」情有獨鍾。

他在這首詩歌滲透著比日本人更強烈的鄉土性與地域性,展現了「猪飼野人」日常生活的實質。

「這就是金時鐘對地名『猪飼野』被『文明化』、『工業化』剝奪的抵抗,一場以文體為場的戰鬥」。倉橋先生用《抵抗被剝奪的地名》作為詩評標題。

在這裡,一干眾人大聲吆喝著,
故土的鄉音,大搖大擺地喧嘩,
連鍋碗瓢盆,也長著大嘴巴
豬肚子,好厲害,
從豬鼻尖到豬尾巴,
最後,從豬蹄子到豬皮,
到豬內臟,統統干個精光,
把日本的營養,全收肚腹,
生氣勃勃的豪言壯語,互不相讓。

(三)「我是一無國籍的個流亡者」

金時鐘並不是第一波「猪飼野人」。

他於1929年出生在朝鮮釜山。其父曾參加過「三.一獨立運動」。幼時的他從父親書架上日語版的《托爾斯泰全集》以及圖書室的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全集》獲得文學啟蒙。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起,朝鮮愛國知識人就開始研究通過朝鮮文字而統一民族感情與認同,加強民族的凝聚力。極少數部分朝鮮兒童在家庭內或跟隨有識之士的私底下學習朝鮮語。但是日治時代皇民化目的正是為了改變民族身份認同,因此禁止朝鮮語,所有學校教育用日語。

作為「天皇赤子」的金時鐘,學習的是日本童謠、文部省規定的「小學唱歌」以及日本的神話傳說,對「內鮮一體」、「大東亞共榮」堅信不疑。到1945年終戰時,17歲的金時鐘連一個朝鮮文字的基本字母都不會就迎來了「解放」。

「我聽到日本戰敗的消息,眼前一片漆黑,好像從照相機的黑箱裡扯出的一盤沒沖洗的膠片。『解放』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皇國少年』被一個巴掌推回到『正體不明的朝鮮青年』」。

「我父親雖然對日本殖民統治強烈不滿,甚至身穿民族服裝外出時被人噴過墨汁,但他深知自家的孩子如不當個『順民』,一生將不平安。因此,父親在家從不跟我談『國家、民族』大義,也沒有對我進行過『民族意識』教育。我恨過父親,但我母親對我說,你父親太愛兒子。有一次他哼起一首朝鮮民謠,幾十年後才從我記憶深處爬出。父母臨終時,我回不去,那時我沒有護照。」

「解放」後苦悶的金時鐘參加了「燈火學習會」,領頭人發起「尋找自我所在運動」。在這個學習班上,「國語」與「歷史」課喚醒了金時鐘作為朝鮮民族的自我認同感。

父親帶他一起企圖「越北」,雙雙被捕。不久,金時鐘因「登校拒否」、「共產主義的同調者」被學校開除。

1946年,不到18歲的金時鐘加入武裝的「南朝鮮勞動黨」。1948年4月3日,濟州島爆發「四.三事件」的當天,他率領「山部隊」小分隊撒發傳單。這次起事遭到美軍的嚴厲取締。李承晚政權「焦土鎮壓」之前,金時鐘帶著父親準備好的水筒、炒豆、學生服潛入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輪船。

偷渡上岸之後,幾經漂泊,投奔到同胞聚集的鶴橋。然而生活與精神雙重困頓,他打算向警察局自首,要求遣送到北朝鮮。鶴橋僑民幫助他在「猪飼野」找到一個簡陋的住家和製作蠟燭的作坊落地安身。

戰後日本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此時走的武裝鬥爭路線,支持在日朝鮮人的反美、反戰運動。1950年,金時鐘加入日共,之後他參加「在日朝鮮統一民主戰線」活動。受日共指示,參與了「吹田事件」。大約千名工人、學生、在日朝鮮人遊行,反對朝鮮戰爭以及日本向美軍輸運軍需物質。由於遊行隊伍暴力突破警備線,這次事件,有一百多人遭到起訴。

1973年「猪飼野」消失的這一年,金時鐘成為兵庫縣一所公立高中的社會課教員,這也是日本公立學校第一次將朝鮮語納入正規課程教育。

直到2003年,也就是金時鐘偷渡日本54年之後,才正式獲取韓國國籍,踏上歸鄉故土。

在異國他鄉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漫長歲月中,他自稱「我是一個無國籍的流亡者」。這句話,具有法律與詩意的雙重意義。

這裡有一個需要囉嗦點歷史背景。

到「二戰」結束時,在日朝鮮人達到兩百多萬人。由於日本戰敗,喪失所有的殖民地主權,與其它外地居民同樣,朝鮮人失去日本國籍。1952年,根據《對日舊金山和約》,原本擁有日本國籍的朝鮮人及其家屬的日本國籍無效。但在這個《和約》宣佈之前的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相繼宣佈建國,因此,在日朝鮮人面臨三種選擇:分別歸屬兩國國籍,或者選擇向日本政府登記,重新加入日本國籍。由於日本政府不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因此,既拒絕加入大韓民國,又不願意加入日本國籍的在日朝鮮人均被登記為「朝鮮籍」,事實上成為在法律上不屬於任何國家的自願的「無國籍狀態」。

筆者留日的90年代初,正逢在日朝鮮人的「拒絕在外國人身份登錄證上按捺指紋」運動尾聲,1993年此制度被廢除。到1999年,連非永住者也可不按捺指紋。

日本一直對政治流亡深門重鎖,直到1981年才成為聯合國難民締約國。但之前,直到今天,對事實上的難民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

無國籍者出國後再入國有點麻煩,不能參加國政選舉,(特別永住權的朝鮮人,有的地方自治允許參加地方選舉)。但在日本國內可以自由移動、升學、工作。目前日本有近兩千名無國籍者,包括著名的學者與棒球運動員。

從法律的意義上來說,金時鐘的這種「無國籍」流亡,是在絕對自由與相對自由的臨界狀態下的流亡。

金時鐘堂而皇之地參加政治活動。他也作為特別證人為「金嬉老事件」出庭作證,與金石范、真繼伸彥等人赴東京抗議韓國軍事獨裁判處金芝河死刑活動、參與發起先住民阿伊努人恢復民族尊嚴與權利活動。

(三)與「朝鮮總聯」的決裂

金時鐘一生用日語寫作。

2018年開始,藤原書店陸續出版12卷本的《金時鐘選集》,可以是金時鐘創作的集大成,也是對他獨特的日語創作的肯定。這之前,他己經出版了17本詩歌與文集,此外還翻譯出版尹東柱的詩集。其中,《「在日」的夾縫中》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失去的季節》獲得高見順獎,《原野的詩》獲得小林秀雄獎,《生活在朝鮮與日本之間–從濟州島到猪飼野》獲得大佛次郎獎。


藤原書店出版12卷本《金時鐘選集》。(fujiwara-shoten)

流亡大阪後讀到小野十三郎(Ono Tozaburo)的詩論《奴隸的韻律》,受到很大的震撼,開始意識到自己少年期被「鑄型」的日本童謠、昔話、「小學唱歌」裡的「抒情」審美意識是作為「他國」語言的日本式抒情,「我的思想秩序與審美特質開始脫胎換骨」

他還曾創刊所屬「朝鮮總聯」的在日朝鮮人的文學刊物《金達萊》、《卡力恩》等。

成立於1955年的「朝鮮總聯」的全稱是「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一個以定居日本的朝鮮僑民為核心的親北組織,意識形態上嚴格地遵循北朝鮮的主體思想。(它甚至反對日本媒體使用「北朝鮮」這個詞,要求尊稱為「共和國」)。它事實上承擔維持日朝之間的外交角色。50年代協助並動員近九千名在日朝鮮人以及其日本配偶返回「人間天堂」的北朝鮮,後來相當部分被送入集中營。

「朝鮮總聯」不僅擁有18家媒體,23家企業、60所遵循「主體思想」的「朝鮮學校」以及一所「朝鮮大學」,而且擁有對所屬成員的文藝創作,具有生殺予奪之權。

理想主義浪漫情懷的金時鐘政治上雖然嚮往社會主義的「樂土」,但作為一個詩人,反對「朝鮮總聯」的集體主義與權威主義是他的天然宿命,詩人精血裡傲然的是作為「私人」的反叛骨質。

不久,在文學創作上,他受到「朝鮮總聯」與北朝鮮文藝同盟的批判。「朝鮮總聯」斥責他的寫作「反組織、主體性喪失」,甚至用日語寫作被認為是「反民族,沒主體的行為」,在日本這塊言論自由的土地上,禁止他發表作品長達10年。

「我開始了解作為社會主義的北朝鮮政治體制下文藝政策的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黨的幹部們的行為令我後脊梁『嗖嗖』發冷。他們在外面板一尊道貌岸然的說教面孔,在家卻自私、專橫、暴虐妻兒。去卡拉OK齊聲唱的是殖民地時代的朝鮮演歌。還一下子買光了我賣不出去的600本詩歌,要我寫朝鮮演歌一樣的東西。詩歌是我自我確認心靈『棲息地』之場所,我不能寫組織期待的詩歌。我必須遠離這些人,文字不能被這些人玷污」。

1964年,金時鐘拒絕了「朝鮮總聯」實施的「抨擊蘇修,尊奉金日成思想為至高無上」的統一考試,完全脫離了組織。

「本來我偷渡日本是為了尋找一條去北朝鮮的通道。南邊由於美國統治,使曾受盡日本殖民痛苦的人們再次陷入被殖民的痛苦深淵。我當然不能認同。北邊把我當作『民族分裂主義者』,定性為『思想問題』,也就是說,南邊、北邊都拒絕了我。而我雖然用日語寫作,但我遠離日本現代詩,所以我成為一個真正的流亡者,霧都孤兒」。

金時鐘出版詩集《新瀉》以表示跟組織決裂,從此,無論在外在組織意義上,還是內在的詩性的意義上,都成為一個徹底的流放作家。

(四)劫持我,愛與恨的語言

出生在「猪飼野」的在日朝鮮人作家梁石日(Yan Sogiru、日本名:梁川正雄)認為,貫穿金時鐘的文學底流的是政治與文學。殖民地宗主國剝奪民族的姓氏和語言,取締原住民的身份認同,相當於剝奪身體的自由。殖民語言的日語對金時鐘來說是內在的,刻在身體裡敵性的語言,但以敵性的語言為表現手段,在語言的二律背反深處提煉出另外一種日語,造就了其詩歌獨特的內容和語言造型。

但倉橋否認金時鐘詩歌是政治的傳聲筒,「通讀金時鐘詩歌,他的語言包含歷史的汁液,是有生命的化石。他站在兩種語言的懸崖,同時嘗試以日語解開日語吐出的羈絆他的蠶絲。」


在詩評家倉橋健一(Kurahashi Kenichi)先生家。(作者提供)

反過來說,沒有日語,也就沒有在日朝鮮人自我表現。他的字、詞、句、意向的細部,他的非日本性的日語寫作正是金時鐘作為在日朝鮮詩人存在的證據。

金時鐘遠離日語現代詩,他反叛的詩性使他無法接近日本的「正統」文學,他認為是「沒有時代感的個人狹隘體驗的詩歌是令人恐怖的頹廢」。

他相信真正的詩歌是思想的挑戰者,用日語寫作,對他來說,是「用借來的語言償還於語言」。同時由於他用日語思考,通過日語「看得見」自民族朝鮮語的缺陷與思想的局限。正如住在美國用英語創作的波蘭流亡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認為母語的波蘭語缺乏哲學表達,但他也發現母語的新的可能性。

金時鐘的日語寫作,使我想起另外兩位用殖民語言創作的作家。

菲律賓的何塞.黎薩爾(Jose Rizal),他的母語是他加祿語,他所有的反對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文學作品都是用西班牙寫成的。

用漢語寫作的藏人茨仁唯色,她接受的學校教育都是漢語與漢文化的教育,當她終於回到她出生的拉薩,卻因為藏語的「拉薩」這個詞都發音不準而被親戚們形容「做過手術的舌頭」。但她卻用殖民者教她說的那種愛與恨的語言,保衛她的民族尊嚴、傳統文化,記錄被模糊、被改寫、被消失的民族記憶。

他(她)們抵抗的是殖民主義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又因為他(她)們另類的「殖民語」寫作,使得他(她)們的文學進入更廣闊的視野。

對他(她)們來說,「借來的語言」是血肉,骨子裡卻是永恆流亡的思想。

引用部分出自:
1:劉燕子著《這條河,流過誰的前身與後世?》(P371-379)(中文導報出版 2008年)
2:倉橋健一著《大阪人物往來》(P168-171)(澪標出版社 2020年)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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