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莉視角/ 做自己、愛自由 但「愛」卻得與體制抗爭

  • 時間:2020-07-08 15:21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2005年向莉在柏林圍牆的合影。圖片提供:向莉
作者按》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劃,以親身經歷講講中國人權抗爭的故事。我將從個人成長歷程講起,講述自己如何從一個藝術策展人成長為一個人權捍衛者的經歷,同時講述我經歷和關注過的重大維權事件和人權案件,展現中國大陸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我希望台灣民眾有機會從一個人權捍衛者的視角瞭解中國大陸人民的真實抗爭。

公民意識的覺醒:第一篇《不羈放縱愛自由》


我的家鄉在江漢平原,那裡歷來是魚米之鄉,風景如畫。冬去春來一望無際的油菜花,在藍天白雲下變幻著各種色彩;河漢湖面上,漁民不時起網,魚兒在網面跳躍,水面閃爍著熠熠鱗光。若干年以後,當我備考中央美院時,輔導老師讓我畫幾筆,就驚詫於我的色彩感覺很好。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我原本就在這些色彩裡長大,只需要把它們搬到畫布上來就行了。

在這樣的大地上成長的孩子是無憂無慮、枝條自由伸展的。但約束還是如期而至。上小學時,父親為了把我關在屋子裡睡午覺,會搬一張單人竹床攔在我房間的門口。但他每次都比我早睡著。於是,不想午睡的我,就開始悄悄的翻箱倒櫃,把爸爸放在書架上、箱子裡能看的書囫圇吞棗,都「偷看」完了。等到再無新書可以看時,我就開始嚮往到外面去玩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於是,我開始與父親談判。好在父愛深沈,最後我們達成協議:只要我每次考試成績排在年級前十名,他就不限制我的玩耍時間。於是,我房間門口的竹床被撤掉了。我寫完作業後,可以看會兒電視,也可以自由活動。在我讀高中前,我和父親的這個協議一直很好的執行著,這讓我知道自由是要去爭取的。

自由是要去爭取的

父親舔犢情深,但是小牛犢長大了卻是要頂撞的。高中時代必須住校。我每兩周回一次家,書信都是寄到家裡。一次,我回到家裡,和父母一起在後院吃晚飯,中間父親遞給我一封信。我看了一眼,那是我河南的筆友給我寫的信,信有明顯拆開之後再重新封口的痕跡。我有點生氣,但仍然按耐住性子問:「你們是不是把我的信拆開看過了?」父親一本正經地否認:「我們沒有看你的信。」這下我坐不住了。我非常氣憤,心想:為人父母,偷看孩子的信,還裝成一本正經的樣子抵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站了起來,掀翻飯桌,離家出走,以示抗議。我走了很久,估計有五公里路,天色開始慢慢變黑。當父母找到我央求我回家時,承認拆看了我的信,我的抗爭取得了勝利。從此以後,父母再也沒有偷看過我的信件和日記。

在潛江中學我小有名氣,因為我是學校的廣播員。要當上廣播員並不容易,諸多競選者要在老師組成的評委面前朗誦一篇自選的文章,然後評委們綜合評分,優者勝出。或許是潛意識裡覺得在拆信事件中與父親的鬥爭過於「殘酷」,我選擇了朱自清描寫父親的《背影》一文。

這篇文章的講述的是一個剛丟了差使、憂患潦倒的老父,為老母奔喪後,在亂世中送兒子北上讀書,在火車站送別的故事。父愛深沈,最後肥胖的父親穿過火車道、艱難的攀爬月台,只是為了給兒子買一些橘子,而兒子在後面看著他,因為他的父親必須先從一邊跳下去,然後從另一邊艱難的爬上來。

《背影》的深沈父愛打動人心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朗誦到這裡,我有點哽咽,停頓了一下,我繼續朗誦。

文章的結尾,朱自清寫到他收到2年未見的年邁父親的來信,當我朗誦到「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時,老師已經被我的朗誦打動。父愛如山,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個父親的背影。愛是老師和學生之間、考官和應試者之間共同的語言。最終,我被選為三個廣播員之一。

但「愛」還是給我惹出了一點小小的麻煩。高中的女生,心情是飛揚的。那時台灣的小虎隊風靡大江南北,不光人長得陽光帥氣,歌也唱得青春帶勁。我擔任廣播員職務,手中便有了一些權力,輪到播放歌曲時就會放自己喜歡的歌。那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小虎隊的一首歌名為《愛》的歌,就開開心心地播了出去。但是教務處的老師立即「約談」了我,批評我怎麼可以播放有愛的內容歌曲呢?讓我不得再播放類似歌曲。我回答說,同學們喜歡啊,歌唱「愛」有什麼錯嗎?連春晚都播放《愛的奉獻》呢!老師一時理屈詞窮,張口結舌之際不耐煩地朝我揮了揮手說,你去吧!我後來又播放了好多次小虎隊的《愛》。

拒繳共青團團費又成教師裡異數

與「體制」的抗爭一直延續到我大學畢業到另外一所大學任教期間。一次,學院幹部讓我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費,被我拒絕。我的理由是,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入的團(中學時候學習成績好的學生被教師默認都要加入共青團),也不知道交的團費用來做了什麼,為什麼要交團費?我同時表示要退團。這嚇壞了當時的學院領導,因為這樣的政治事件會影響到上頭對學校的考核。學院書記把我叫到辦公室「苦口婆心」勸了我半天,見我一點沒有要退卻的意思,嘆了口氣說:「這樣吧,我替你交團費,團你就別退了,否則會影響學校的形象和前途。」從此,我成了教師里的逍遙派。

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書記把我叫到辦公室時盛氣凌人地命令我必須按時交團費時,我毫不猶豫地懟了回去:我可以說不嗎?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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