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孟晚舟案看司法獨立

  • 時間:2020-06-02 15:1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華為財務長孟晚舟(Meng Wanzhou) (資料照/路透社/達志影像)

5 月27 日上午(北京時間28日凌晨),加拿大卑詩省高等法院Heather Holmes法官發布裁決,認定美國對孟晚舟指控之一項「欺詐銀行」符合美加引渡條約的「雙重犯罪」(double criminality),即在美加均構成犯罪,掃清了引渡程序的實體障礙。

孟晚舟案最值得華人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華人思考的並非引渡程序的最終結果,而是中加兩國對司法獨立這一核心司法價值觀的不同立場。

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創立了三權分立學說和理性的政治價值觀,把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這三項彼此獨立、互不干涉的權能。三權分立學說及其實踐廢除了人類長期盛行的集權、人治、任性、野蠻的政治,開啟了分權、法治、理性、文明的政治。今天,人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涵蓋司法獨立之司法價值觀的三權分立政治價值觀把全世界劃分為涇渭分明的不同國家群體。

就孟晚舟引渡案,對中國大陸一向友好的加國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多次表示,不論法院如何裁決,加拿大政府(行政部門)完全尊重,稱「加拿大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與政治家們的干預完全無關」,「我們對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有完全的信心,也會繼續捍衛這樣的制度。」

與加國行政部門(相當於中國大陸的政府)負責人的上述表示相對照,中國大陸的政府(行政部門)、黨務部門及其負責人並未公開表示尊重司法獨立。中國大陸的司法從未獨立,也絕不允許獨立。大陸的「司法」不過是作為政治附屬物和執政黨統治工具的「政法」,所以中國大陸的黨政官員也無從尊重「司法獨立」,因為根本不存在獨立的司法。

中國大陸曾一度短暫默許學術界研討司法獨立,然2013年以後風向陡轉,「七不講」不僅公然否定司法獨立,而且也公然敵視在價值觀上與司法獨立同出一源的憲政、民主、新聞自由、普世價值。所以如此,乃因整個政體尤其是中高階層,都清晰地認識到司法獨立以及憲政、法治、新聞自由、普世價值與黨權之上的黨國體制的水火不容,借用清末憲政考察大臣載澤所言「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而在今日中國大陸,包括司法獨立在內的憲政、法治則利於民而不利於黨,利於民權和人權而不利於官權和黨權,正如在解嚴前的台灣,司法獨立以及憲政、法治雖利於人民卻不利於凌駕於國家和國家權力之上的國民黨及其黨國、黨權一樣。緣於此,2017年1月大陸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才敢於悍然叫囂要堅決抵制司法獨立之「西方錯誤思潮」。

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憲政、法治是人類政治共有的規律,是普適於文明各國的共同政治文明,怎能僅因其被英、法等歐洲民族率先發現就貶其為「西方錯誤思潮」?香港、澳門的華人早就適應並享受著這種「西方錯誤思潮」,內戰後與大陸分治的台灣人民二十年間也已熟練掌握並享受著這種「西方錯誤思潮」!相反,倒是一味堅決反對這種「西方錯誤思潮」的中國大陸,卻總是冤案氾濫成災----瀏覽一下微博、微信上成年累月喊冤叫屈的無數冤民,就知道大陸的司法腐敗、黑暗到了何等程度!

司法的宗旨是保障個案的公正進而實現普遍的正義,而個案公正和普遍正義必然和絕對地要求司法獨立,即司法免除法律以外任何因素的干擾。

在以前蘇聯爲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在​​蔣介石時代的國民黨中國,在1949年後至今的中國大陸,在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之上,還疊床架屋地凌駕著一個總攬一切、於國家治理毫無必要的全能權力,即黨權。黨權集立法、行政、司法即所有國家權力於一身,未加分工也不需分工,與資本主義之前的皇權、王權並無二致。黨權的主體既制定法律,又執行法律,還隱身於法院和法官背後操縱法律、裁判個案。這就決定了黨權必然是任性的、擅斷的、蠻幹的,執政黨及其首長可以根據自己的一時之需和一時興起,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立法,我行我素地執法,強橫任性地司法。不僅在本國如此,而且當其自認實力具備時更會企圖挑戰普世規則和價值,在國際社會設立、強推新規,任性地為其他國家立法,史達林及其繼任者布里茲涅夫都曾這麼恣意妄為。

對比孟晚舟在加國的人道處遇,康明凱(Michael Korvig)、斯帕弗(Michael Spavor)顯然是因行政或黨權干預而被報復性地抓捕,謝倫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 顯然是因行政或黨權干預而被改判死刑。兩國司法的獨立與不獨立、文明與不文明,實有雲泥之別也!

作者》聞笙 中國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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