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監獄也爆發疫情...維權律師嘆:令人窒息的空間將變得更恐怖

  • 時間:2020-02-27 16:5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原本強制封閉的監獄是最沒有可能遭受疫病傳染的地方。(pixabay)

根據中國官方消息,2020年 2月21日,中國山東、浙江以及湖北三省共有5所監獄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其中確診達500例以上。中國司法部監獄管理局負責人何平面對傳媒表示,對監獄罪犯感染疫情感到「內疚、沉重」。澎湃新聞2月22號報導,監獄疫情發生後,中央政法委要求按照戰時狀態嚴肅戰時紀律,各級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要切實負起監管場所疫情防控主體責任。

監獄發生疫情以及當局要以戰時狀態處置的消息傳來,筆者深為服刑人員憂心,但凡敏感的坐監者一定籠罩在前所未有的絕望與恐懼當中。即使監獄外的百姓,在以全民抗疫政治正確的高壓之下,誰又能倖免於封城封路各種侵犯人權踐踏法治的戕害?一切以抗疫之名不容置疑,今天封城、明天復工,以民治民,與人為壑,處處彌漫著紅衛兵的氣息。如果說監獄外的生命在危難之際尚可發出最後的吼聲,或許還有一線掙扎求救的機會,而專制鐵幕下的監獄,恐怕原本令人窒息的空間會變得愈加恐怖。

為何「最安全」的地方 竟氾濫成災 

這場疫情對監獄以及看守所被羈押人員將意味著什麽?原本「最安全」的地方疫病何以泛濫成災?未來監獄管理的出路何在?

眾所周知,原本強制封閉的監獄是最沒有可能遭受疫病傳染的地方。可想而知,毫無話語權、任人宰割的坐監者其所面臨的險惡處境。當監獄並非作為一個法治部門而作為專制統治的一部分,在制度和文化上必然要符合於它的現實。即使書面上的法律載明了種種美好的條文,實際發生作用的制度(真實的利益驅動機制)只能是管理本位的、封閉的、反人性的、壓迫統治式的。在文化心理上人格扭曲、人格馴化、反人道、奴隸等級管制模式是不斷壓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選擇。資源分配極化、利益固化成為一種常態。而缺乏利益驅動及監督機制的人權保障條款註定如一紙空文。監獄在專制統御下的人道危機、人道災難不可避免,只不過無論那裡發生過什麽,人們永遠無法知曉。

系統崩潰 後果是:權力有病百姓吃藥

此次監獄中招進一步佐證了專制體制的全面系統性崩潰。其後果自然是權力有病百姓吃藥。

監獄疫情恰恰映照了集權之下的整個社會,權力失控、社會失序的持續發生,系統性社會危機、人道災難相續不斷成為必然。權責不對稱是導致秩序失靈的根源。沒有責任機制就意味著沒有責任,權力越要統一集中則權力本身越趨於失控狀態,集權正是對集權的最大威脅。全面負責、全能型政府輔之以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意味著沒有責任和沒人負責,對於無權者則有統治無權利。

這也能夠用來解釋近年來整個行政、司法系統何以失效不作為的根源。上層只有權力沒有責任,誰都無法問責最高權力。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延伸到基層則形成有責無權責任無限的處境,基層始終處於資源稀薄風險矛盾巨大的狀況當中。做事越多風險責任越大,這也是近年來中國各級行政司法系統幾乎陷入癱瘓僵屍狀況的主要根源,無論法定職責範圍內外的事,一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敷衍了事、不作為、觀望等待的狀態。上級的主要方法就是以洗腦欺騙延宕維繫。為了工作而工作、製造問題、製造任務,千方百計讓統治機器保持運轉狀態,讓公務人員疲於奔命。而基層則應付差事消極怠工,奴隸式的麻木順服大大消解著人們的責任感。整個社會犬儒化、奴隸化,導致法律虛無化,而長期積累下的問題和矛盾並未消失只是壓制掩蓋下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無法成為解釋系統失效的藉口,因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只是權力壟斷的結果而非制度無能的原因。

建立權責相符的體制

瘟疫病毒並不可怕,專制權力下的監獄才是真問題所在。未來要解決監獄問題,有效防疫避免系統失效及人道危機,必須構建現代法治治理模式,確立有限政府,界定政府的責任邊界。以人的主體性人性化取代鬥爭哲學、階級鬥爭文化、人的工具化。以個體本位、人權本位取代集體主義國家主義。

以權責對應原則解構大一統結構,推進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獨立化、專業化、公開化、法律化,各獨立系統進行有效協調整合。通過信仰、制度、文化的構建轉型成為一個人權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國家。

作者》謝燕益  (1975—),人權律師,曾參與多宗人權案件。2003年提起憲政第一訴,起訴江澤民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2008年發表《和平民主運動研究》,2015年發表《慶安槍擊案律師調查報告》,709事發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經歷各種酷刑歷時553天出獄,出獄後發表20萬字《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並公開發表《釋放所有政治犯 愛你的敵人 開啟和平民主之路 致習近平及全國同胞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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